美学范文第1篇

一、“生命美学叩击世纪之门”90年代伊始，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由于美学取向的根本差异，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著名报刊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且取代自50年代始的美学界四大学派之间的论战而成为90年代中国美学界最为重要、最为引人瞩目的论战之一。1998年岁末，〖光明日报〗专门邀请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刘纲纪先生与生命美学的代表人物潘知常分别撰文，并展开争鸣，更意味着这一争鸣的趋于高潮。对此，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曾经专门撰写长篇论文，就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间的论战加以述评，并断言：这场论战“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1这，对于在论战中的双方而言，都无疑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因此，尽管目前这场论战还远未结束，而且势必延续到21世纪，但它在激活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双方的理论智慧，在推动中国美学的世纪转型以及在把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美学带入21世纪方面所禀赋着的内在功能，却已经和正在显示出来。美学界一般认为，中国20世纪美学分别在世纪初、60年代、80年代出现了三次美学热潮，这三次美学热潮造就?艘灾旃馇蔽淼牡谝淮姥Ъ遥岳钤蠛裎淼牡诙姥Ъ遥约罢谧伦吵沙ぶ械牡谌嗄昝姥Ъ摇M保泄玻笆兰兔姥Ь保埃澳甑募枘烟剿鳎兰椭醯亩杂谖鞣矫姥У慕樯芤约埃叮澳甏乃拇笱傻穆壅街螅樱福澳甏迹仓鸾バ纬闪巳植煌睦砺廴∠颍饩褪牵捍尤鲜痘疃慕嵌瓤疾焐竺阑疃姆从陈勖姥А⒋邮导疃慕嵌瓤疾焐竺阑疃氖导勖姥А⒋由疃慕嵌瓤疾焐竺阑疃纳勖姥В蛘撸部梢猿浦笆导姥А⑹导姥А⒑笫导姥?。三者之中，对于反映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人们耳熟能详，不论是它们的来龙去脉，还是它们的基本内容，都可以倒背如流。然而，对于生命美学，由于它的年轻，因此人们尽管并不陌生，然而倘若论及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内容，应该说，就并非尽人皆知了。因此，要论及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战，就不能不从生命美学本身谈起。关于生命美学，目前美学界对它的界定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是在广义上加以界定。生命美学即后实践美学，包括在实践美学之后出现的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等，在此意义上，生命美学代表着一种美学思潮，而并非某一具体的美学理论。其二是在狭义上加以界定，即指某一具体的美学理论（本文所说的生命美学，统统是指的后者）。而在目前关于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战中，由于没有弄清楚这样两个层面。有些争论者在讨论问题时，把生命美学与生存美学等后实践美学等同起来，却忽视了它们彼此在区别于实践美学这一共同性之外的大量的差异，以至造成了不少以讹传讹的误解，也在论战中形成了不必要的内耗。以问世的时间为例，生命美学并非问世于1993年以后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战，与在1993年以后问世的生存美学、超越美学等不同，生命美学问世于80年代。而且，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专文对之加以评述，并把生命美学称之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五派”。据封孝伦教授〖20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他的〖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中国当代美学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一文3介绍：早在世纪初，就有范寿康、吕澄、宗白华等的对于生命美学的大力提倡，自50年代迄80年代，又有蒋孔阳、高尔泰、周来祥等一批著名美学家的积极支持，更有众多美学学者的积极响应。到了90年代，则即便是对生命美学持反对态度的学人，也不得不承认，生命美学已经从昔日的边缘状态逐渐进入美学界所瞩目的前台，不但更“为一些学人所看好”，而且被认为“孕育?琶姥ё叱隼砺劾Ь车纳薄S纱瞬荒芽吹剑姥в肷婷姥У群笫导姥е洌谴嬖谧畔拭鞯牟钜煊虢缦薜摹2灰嘶焱膊挥焱6用姥Ы绲姆聪炖纯矗杂谏姥В」芟穸苑从陈勖姥А⑹导勖姥б谎兰鄹饕欤嵌杂谒某鱿直旧砣创蠖喔曰目隙ㄓ牖赜Α6源耍颐遣荒言谥泄贝姥返难芯空叩谋氏驴吹健＠绶庑⒙捉淌谠爬ㄋ担骸敖昀础保诿姥а芯恐小吧坩绕稹薄！汀馐丁诼勖赖奈恼潞椭髦衅捣背鱿帧P矶喙刈⒚辣局饰侍獾难д撸负跏遣辉级匕蜒酃馔断蛄巳说纳！辈⑵缆墼疲骸啊肥刀陨竺姥芯坑凶啪薮蟮那绷Γ冶收呷衔阶×松簿妥阶×嗣赖恼嬲诤5蔽颐前讶说纳拿孛芙铱赖拿孛埽簿妥栽谄渲辛恕！?而在他的约40万字的新著〖20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最后一章〖尾声生命美学叩击世纪之门〗之中，更对生命美学的百年历程、内涵作出了详尽的评述。另一方面，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坚持实践美学观点的美学家，也同样对生命美学的出现予以实事求是的认可。例如朱立元教授曾评价说：“除了原有四派外，新时期又涌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与四派不同的美学学派或观点。……在80年代中后期，一些中青年在吸收西方现当代美学新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与原有几派美学从思路、方法到范畴全然不同的新的美学理论构架，如系统美学、体验美学、生命美学、接受美学、审美活动论美学、心理学美学、语言美学、符号论美学等等。”5丁枫教授也评价说：当代美学的进步还“体现在美学体系的重新建构，诸如建立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自由美学、超越美学，等等。这是美学内涵的递嬗和深化，是以新的视角，来回答新的提问。”6等等。就我本人而论，从1985年发表〖美学何处去〗(7)，1990年发表〖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8)，提出生命美学的基本构想，到1991年出版〖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版）(9)，再到1997年出版作为关于生命美学的最新思考的〖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应该说，是始终坚持了从生命活动的角度考察审美活动这一生命美学的基本取向的。对此，美学界的同仁、专家在总结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展之时，也都曾给以认真的关注和热情的鼓励。例如，阎国忠教授就曾专门撰文就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的差异予以认真的讨论(10)。而且，在他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一书中对生命美学的出现及其基本内容也予以详尽的介绍，并指出：“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坚实地奠定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上，全部立论都是围绕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的，因此保持理论自身的一贯性与严整性。比较实践美学，它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一个逻辑体系。”(11)当然，作为一种年轻的美学思考，生命美学的历程并不平坦，生命美学本身也还并不成熟，甚至还可能有其幼稚之处，确实还有待继续艰苦努力，然而，另一方面，我也曾经多次说过，对于一个新理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不成熟甚至幼稚，都毕竟并非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至于它的成熟，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也因此，我必须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美学探索曾一直处于一种不尽正常的状态之中。在这方面，50年代出现的那种为了进行美学探索而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的情况，或者80年代出现的那种为了进行美学探索而被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情况，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毕竟有了根本的改观，尽管个别自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受尽人们“嘲笑、谩骂、嘲弄”的人，一方面从不研究美学，另一方面却又君临美学界并颐指气使地对人们的美学探索指手划脚，动辄点名指责他人的美学探索为异端，有时甚至还会利用美学探索中的某些不成熟，在涉及探索者的荣?琛⒗Α⒔恕⒒儆⑸档确矫孀鲂┦纸牛欢贝暇挂丫煌耍率抵っ鳎姥Ы绲耐室丫耆芄徊辉级厥哟宋踉胍簟⒀豕Γ⒏揪筒恍加谌ダ聿恰2还嗣撬鍪恿说模窃谖颐堑拿姥剿髦谢勾嬖谧帕硗庖恢植痪≌5淖刺3て谝岳矗踅缢坪跻丫肮吡艘恢忠圆淮葱挛葱碌摹捌接埂薄1纠矗魏我恢掷砺厶剿鞯氖抵识加Ω檬谴葱拢加Ω檬窃诼砜怂贾饕迕姥У幕∩嫌掠谧芙嵝戮椤⒎⑾中挛侍狻⑻岢鲂鹿瓜氲慕峁欢行┭д呷匆丫肮吡艘恢制接沟难蹙辰纭K且浴耙还嵴贰弊跃樱坏汛葱掠胙辖鞲盍芽炊移娴厍康餮辖鳎灾猎诿姥а芯恐胁桓矣兴敖兴黄疲桓矣兴剿鳌＝峁俺词7埂薄笆叭搜阑邸敝骺梢韵喟参奘拢怯掠诖葱轮魅赐皇游於耍欢谖铱蠢矗馇∏∮秀Q跹芯康母揪瘢沂敲姥а芯砍て谕V筒磺暗母驹蛑弧J率瞪希还嵴返娜撕鸵还嵴返难跹芯慷际敲挥械模谀持忠庖迳希耙还嵴贰笨隙ň褪恰耙还岵徽贰薄T谌死嗟乃枷胧分校挥猩裱Р攀怯涝丁罢贰钡模褂幸恢钟涝丁罢贰钡睦砺郏蔷褪欠匣盎蛘咂接怪鳌N颐蔷？梢钥吹剑霰鹑送灾鞯摹把辖鳌倍晕冶臧瘢踔琳凑醋韵玻?但是在其著作中能否找到创见呢？其结果往往也会令人失望。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严谨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创新无疑应该以严谨为基础，然而严谨也应该以创新为主导。缺乏创新精神的严谨实在算不上什么严谨，而只能是平庸。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应该说，为严谨而严谨实在不值得片面地过分夸耀，它有时甚至是令人羞耻的，因为它还很可能正是平庸者的护身符，是中国当代美学繁荣发展的拦路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美学才不但时时刻刻力求严谨，而且更时时刻刻力求创新（而要创新就必然会出现暂时的不成熟甚至幼稚）。在它看来，只有不断创新，才真正有可能把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学带入21世纪。二、实践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阐释存在严重偏颇生命美学的出现，一直是以与实践美学之间的彼此激烈论战而引人瞩目。那么，论战的焦点究竟何在？就不能不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不争而鸣，其次是既争又鸣，最下则是争而不鸣。在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战中也如此。然而，要争取不争而鸣或者既争又鸣，或者是避免争而不鸣，其关键都在于要弄清楚美学研究进展的当下状况。那么，生命美学为什么要在实践美学之外去探索新的理论取向？其中的原因，显然并不是由于实践?姥Ф杂诼砜怂贾饕迨导虻木裨瘢怯捎冢菏紫龋杂诼砜怂贾饕宓氖导虻睦斫庥形螅黄浯危杂谏竺阑疃奶厥庑缘睦斫庥形蟆6姥д庖恍碌睦砺廴∠蛟蚩梢越虾玫亟饩稣饬礁鑫侍猓佣衙姥а芯拷徊酵葡蛏钊搿K蕉杂诼砜怂贾饕宓氖导虻睦斫庥形螅婕暗蕉杂诼砜怂贾饕宓氖导虻睦斫馕侍猓匦肭康鳎率瞪希壅降乃蕉疾⒉环炊月砜怂贾饕宓氖导颍镜姆轴谟谌绾卫斫庹庖辉颉V谒苤诿姥Ы纾率瞪洗嬖谧湃嘤胧导蛳喙氐拿姥В焕嗍锹砜怂急救说摹笆导奈ㄎ镏饕濉钡拿姥В焕嗍且月砜怂贾饕迨导蜃魑约旱哪持掷砺刍愕闹种置姥Вㄆ渲幸舶ㄉ姥В谌嗍牵福澳甏缑乙皇钡摹笆导咎迓勖姥А保垂サ目凸凵缁崤傻难荼洌岳钤蠛瘛⒘醺偌拖壬恚C姥Ы缢健笆导姥А贝永炊际侵傅摹笆导咎迓勖姥А保姥胫倘兜摹笆导姥А币仓皇恰笆导咎迓勖姥А薄R虼硕允导姥У呐劳耆煌诙月砜怂急救说摹笆导奈ㄎ镏饕濉钡拿姥У呐馈T诼壅街芯？吹揭恍┭д呶饲康魇导姥У恼沸裕蠼蔡亟猜砜怂贾饕迨导虻闹匾庖澹欢诼壅街芯烤褂兴炊怨砜怂贾饕宓氖导蚰兀空馐翟谑且桓鲂槟獾穆厶?。生命美学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是从考察实践美学本身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阐释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从考察马克思本人关于实践原则的论述中得出的结论。有人认为批评实践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错误理解就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这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这方面，一些实践美学的维护者在论战中存在着自觉不自觉地把实践美学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美学混同起来的错误，以及把对实践原则的阐释与被阐释的实践原则混同起来的错误。而从学术讨论本身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意味着：这些人并非是在进行学术争鸣，而是在进行一场“美学拱猪”的游戏，似乎是把反实践原则这个罪名“拱”给谁，谁就肯定是这场论战的失败者了。遗憾的是，在这场论战之中，不论生命美学，抑或实践美学，都并非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反对者。关键在于：这场“美学拱猪”本身就完全是虚拟的。而就这场“美学供猪”的发起者而言，则无疑是其自身虚弱的典型表现。这样，我们看到，正如生命美学所早已反复指出的，生命美学之所以要对实践美学提出批评，并不是由于实践美学的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这一正确选择——在这个方面，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并无分歧，而是由于实践美学对于?砜怂贾饕迨导虻牟陀衅涓镜娜毕荨T谡夥矫妫缭诼壅街行矶辔恼滤赋龅哪茄导姥Ф杂诼砜怂贾饕迨导虻牟痛嬖谧叛现氐钠摹＜谡庑┭现氐钠脑诿姥Ы缢丫墓惴河跋欤热舨挥枰匀险媲謇恚率瞪弦盐薹ㄍ贫姥ё陨淼慕健＞咛謇纯矗导姥Ф杂诼砜怂贾饕迨导虻牟椭兴嬖谧诺难现仄模硐衷诹礁霾忝妫紫龋嵌杂诼砜怂贾饕迨导虻牟捅旧碇兴嬖诘难现仄摹＠纾导姥磺康魇导疃幕庖澹纯床坏绞导疃牡南庖澹导噬险饬街匾庖宥颊侨死嗍导疃挠τ心诤J率瞪希导疃换嶂灰砸恢掷硐胱刺嬖冢嗣浅K档乃揭旎疃宦鄄嗝聪暮蠊膊荒芙鼋霰谎谑挝匀坏囊旎⑸竦囊旎荒鼙徽媸档乩斫馕导疃旧淼囊旎U窃谡飧鲆庖迳希砜怂疾徘康魉担豪投丛炝嗣溃泊丛炝顺蟆！袄投丛炝斯睢薄ⅰ袄投蝗松似婕0愕亩鳌?12)；“劳动变化了他自己的自然”(13)；“劳动产生了智慧”(14)。但是另外一方面，劳动也“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给工人生产了愚纯和痴呆”(15)再如，实践美学在对于实践活动的阐释中片面地强调了人之为人的力量。它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并且以对于大自然的战而胜之作为实践活动的标志。然而，这种“强调”和“战而胜之”哪里是什么实践活动，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变相的动物活动。因为只有动物才总是幻想去主宰自然、主宰世界。就象猫主宰着老鼠那样。又如，就以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而言，实践美学也存在着夸大了实践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源的唯一性的缺憾。然而，实践活动毕竟只能改造自然而不能创造自然，因此，恩格斯才强调：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6)在什么意义上呢？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的意义上。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而恰恰意味着“劳动和自然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必须指出，只是在审美活动的后天性的基础上，即审美活动的诞生是后于自然进化这一普遍规律但却并不先于实践活动这一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实践活动才是审美活动的根源；然而在审美活动的先天性的基础上，即审美活动的诞生是先于实践活动这一特殊规律但却并不先于自然进化这一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自然进化才是审美活动的根源。而实践美学对于实践活动的错误理解，所导致的却恰恰是对于审美活动的先天性的忽视。其次，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阐释背景?兴嬖诘难现仄摹S倘缋钤蠛裣壬耐雍诟穸ゲ涂档拢导姥б泊嬖谧糯哟车睦硇灾饕濉⒛康穆邸⑷死嘀行穆邸⑸竺乐饕宓戎侗尘暗慕嵌热ゲ吐砜怂贾饕迨导虻娜焙丁I鲜鍪导姥У钠媲康魇导疃幕庖濉⑵媲康魅酥说牧α俊⑵媲康魇导疃魑竺阑疃母吹奈ㄒ恍缘鹊热焙叮导噬喜痪驼庹谴车睦硇灾饕濉⒛康穆邸⑷死嘀行穆邸⑸竺乐饕宓绕乃贾碌谋厝唤峁穑吭谡饫铮任档靡惶岬模抢硇灾饕逵敕抢硇灾饕宓奈侍狻I姥Ф杂谑导姥У拇哟车睦硇灾饕宄龇⑷ゲ褪导疃钠牡呐溃⒉灰馕蹲派姥衔砜怂贾饕宓氖导虮旧硪彩抢硇灾饕宓摹8霰鹧д咴诼壅街邪颜飧静煌牧秸哂幸馕抟獾爻对谝黄穑匀皇谴砦蟮摹A硗猓姥Ф杂谑导姥У拇哟车睦硇灾饕宄龇⑷ゲ褪导疃钠牡呐溃膊⒉灰馕蹲派姥Ь褪且臃抢硇灾饕宄龇⑷ヌ岢抢硇缘纳疃T谏姥Э蠢矗谝唬鼋鍪钦攵允导姥Ф杂诜抢硇曰疃拿晔樱姥Р徘康鞑坏厥永硇曰疃闹匾裕乙厥臃抢硇曰疃闹匾浴2⑶仪康髦赋觯悍抢硇灾饕迨谴砦蟮模抢硇栽蚴欠浅V匾摹H死嘣诶硇灾饕宓暮档厣媳暇雇A舻锰昧耍灾劣谧苁窍不栋雅览?性的局限性的人说成是“反理性”。而且，批评理性的局限的生命美学也确实经常指出所谓“人”的死亡，但它不是指的有血有肉的人的死亡，而是指的“被主观主义地理解了的‘人’的死亡”。消解掉这些思想的累赘，其结果是，人类反而更加自由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理性能够认识非理性的时侯，理性才称得上是理性，如果理性只能认识理性，只能停留在自身之内，那么走向灭亡的就应该是理性本身。何况，需要强调的是，有人一看到“非理性主义”之类字眼就以为一定是根本否定理性的，实际不然，即便是非理性主义也仍然是一种理性思维，只是在学理上否定理性主义对于理性的奉若神明而已。它着眼于揭露理性主义的有限性、非完备性，其目的则是试图恢复一个有弹性的世界、一个能够在其中遭遇成功与失败的世界，因此同样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而在非理性主义的背后，则意味着人类的一场新的思想历程，这就是：从理性万能经过对于理性的有限性的洞察，转向对于非理性的认可；从理性至善经过对于理性的不完善性的洞察，转向对于理性并非就是人性的代名辞的承认；从乐观的历史目的论经过对于历史的局限性的探索，转向对于一种积极的人类历史的悲剧意识的合理存在的默许。总之，是从传统理性走向现性，从理性主义回到理性本身。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生命美学对于非理性的强调，意味着对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的重新思考。在生命美学看来，理性与非理性不但有对立的一面，而且还有统一的一面。因此，最为重要的不是在其中妄自取舍，而是在更高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理性与非理性只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因为，极端的理性与极端的非理性是相通的。理性的极点必然是非理性，非理性的极点必然是理性。同时，理性与非理性不但是相通的，而且是相辅的。生命活动中只有以理性或者以非理性为主的活动，没有纯粹理性或者非理性活动。这恰似磁铁中的S极与N极事实上根本无法分开一样。纯粹的理性、纯粹的非理性在人类生命活动中都并不存在，所以中国人经常说“合情合理”。而在审美活动中，就更是如此了。这样，在论战中真正的失误就不在于要不要理性或者要不要非理性，而在于只要理性或者只要非理性。例如，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就是如此。有人一看批判理性主义就以为是要批判理性，这是典型的无知。实际上非理性主义批判的只是对理性的神化，或者说，它批判的只是理性的异化物即泛逻辑思维模式。因此，正是在非理性中我们看到了其中蕴含着的理性的根本精神。而且归根结底，?抢硇缘氖だ故侨死嗬硇缘氖だK闹卮笠庖逶谟谄舴⑽颐侵匦滤伎祭硇杂敕抢硇缘墓叵担谟谕ü抢硇圆忝胬┱钩鲂碌难芯苛煊颉＠缬兄诮衣渡竺阑疃姆穸ǚ矫妫徊秸箍竺阑疃挠τ心诤⑶掖臃抢硇苑矫胬唇徊焦娑ㄉ竺阑疃鹊取U庋热幻挥蟹抢硇缘睦硇允遣园椎模挥欣硇缘姆抢硇允敲つ康模秸弑匦氡舜税舜瞬钩洌敲醋魑艿幕锲陀Ω檬茄Щ岜壤硇灾饕甯崴枷耄皇羌虻サ鼐芫枷搿6姥е郧康鞣抢硇缘闹匾裕舱怯芍缘叵M惹按说拿姥剿鞲崴枷耄皇羌虻サ鼐芫枷搿H⑸姥Р⒎鞘谴邮导虻摹暗雇恕笔导姥У氖螅吮硐衷诙杂诼砜怂贾饕宓氖导虻睦斫獾钠闹猓贡硐衷诙杂谏竺阑疃奶厥庑缘睦斫獾钠纳稀I姥裁匆欢ㄒ康鞔由疃胧秩タ疾焐竺阑疃兀吭凇忌姥А接搿际胨嫉亩曰啊街形乙丫锤醋鞒鏊得鳎荷疃且桓鲇肴死嘧杂傻氖迪窒喽缘姆冻耄导疃⒗砺刍疃⑸竺阑疃蛭薹鞘撬木咛逭箍ㄓ倘缱杂梢蚕嘤Φ卣箍⑹侄巍⒗硐氲热鲋匾纫谎渲校导疃杂Φ氖亲杂墒迪值幕。砺刍疃杂Φ氖亲杂墒迪值氖侄危竺蓝杂Φ氖亲杂墒迪值睦硐搿；蛘咚担导?动是实际地面对世界、改造世界，理论活动是逻辑地面对世界、再现世界，审美活动则是象征地面对世界、超越世界。因此，从生命活动入手，就可以进而把审美活动作为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类型来加以把握，并且从作为人类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这一特定角度，去考察审美活动本身。不可思议的是，从论战中的文章看，个别学人显然从未认真阅读过生命美学的有关论著甚至有关论文，加之缺乏严谨求实的学风，竟然无视生命美学的上述基本思路，望文生义地在生命美学的“生命”二字上大作文章，把生命美学曲解为是对于离开实践活动的生命活动的强调，甚至是对于人的非理性、动物性的强调，或者竟然把生命美学与西方的生命哲学等同起来，结果是断言生命美学否认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对于美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是从实践原则基点“倒退”，这显然是极为随意的，而且与生命美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暂且不说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当代美学都是从生命活动出发去考察审美活动的这一美学史的基本事实（因此，生命美学较之反映美学、实践美学要远为能够得到中外美学的思想传统的支持），也不说生命美学与西方所谓生命哲学、生命美学的根本区别，更不说把生命美学的“生命”理解为对于动物生命的强调、对于非理性的强调?诿姥е渡鲜呛蔚鹊钠斗ΑU饫铮颐侵灰纯绰砜怂急救硕杂谏疃穆凼觯磺幸簿褪腿涣恕T谏姥Э蠢矗康鞔尤死嗌疃慕嵌瓤疾焐竺阑疃渥钗媸怠⒆钗羁痰乃枷氡尘埃皇抢醋员鸬氖裁吹胤剑抢醋月砜怂贾饕迕姥П旧怼4由疃慕嵌瓤疾烊死嘧陨恚诼砜怂嫉闹髦杏凶糯罅柯凼觥＠纾郝砜怂记康鳎叭魏稳死嗬返牡谝桓銮疤嵛抟墒怯猩母鋈说拇嬖凇！?17)“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18)并且，就一般意义而言，“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19)，劳动是人的“正常的生命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0页）、是“生命的表现和证实”(20)，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21)，“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22)，“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3)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24)，“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5)等等。事实证明，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会把马克思在谈及人类时所说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混同起来，会认为马克思只要提及生命活动，就肯定是提倡动物性、非理性，会把马克思对于人类生命活动的考察降低到西方生命哲学、生命美学的水平上。那么，当我们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思想道路，把从人类生命活动的角度考察审美活动的美学，约定俗成地称之为生命美学（恰似因为强调从实践活动的角度考察审美活动而被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实践美学），又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呢？何况，强调人类生命活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于实践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地位的排除，难道马克思在使用“生命活动”来描述“人的类特性”时是“排除”了实践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吗？显然没有。为什么当生命美学使用生命活动这一术语时就是对于实践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地位的“排除”呢？实践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人类与动物相互区别的关键之所在，离开实践活动，何谈人类的生命活动？这难道不是生命美学所反复强调的基本原则吗？而我本人也反复强调：“假如人类进化是审美活动成为可能的一般基础，人类实践则是审美活动成为可能的特殊基础。确实，以制造并使用工具为特征的实践活动，在使审美活动成为可能中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最终，它不但奠定了审美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文明的诞生），而且奠定了审美活动的感性前提。”(26)不过，从另外一方面看，人类的生命活动又毕竟并非只是实践活动，在其中，还存在着一种生命活动的特殊类型——审美活动。它有其特殊的价值、特殊的内容、特殊的功能、特殊的规律、特殊的意义，从生命活动类型的角度而言，它既不与实践活动重叠，也不与认识活动重叠，从生命活动的价值类型的角度而言，它既不与求真活动相重叠，也不与向善活动相重叠，从生命活动的超越类型的角度而言，它既不与现实超越重叠，也不与宗教超越重叠，它是自由内化为人的本性、内化为人的需要的结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之为美学所要研究的又毕竟只是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特殊类型——审美活动?R惨虼耍诿姥а芯恐猩酚薪槭碌亟樯苷苎Х矫婀赜谑导疃难芯砍晒杂诿姥У难Э平ㄉ瓒裕暇挂庖宀淮螅锝锛平嫌谑导疃肷竺阑疃耐恍怨叵怠」苷夤叵等肥凳种匾脖暇姑姥У娜俊）Ω匾氖牵福澳甏适赖纳姥У娜坷讨っ鳎游春鍪庸杂诼砜怂贾饕迨导虻那康鳎泊游雌媲康鞴说姆抢硇浴⒍镄裕笔倍荚谧⒁饣迳姥в胛鞣缴苎У母窘缦蕖V劣谏姥в胧导姥е涞母厩穑谖铱蠢矗驮谟冢菏导姥О咽导蛑苯佑τ糜诿姥а芯浚簧姥г蛑皇前咽导蚣浣佑τ糜诿姥а芯俊I姥康鳎诿姥а芯恐校邮导颉扒敖保阉晃姥系娜死嗌疃颍⑶以诖嘶∩希影焉竺阑疃魑导疃囊恢中蜗蟊硐郑ㄊ导姥В虬焉竺阑疃魑允导疃〉娜死嗌疃械囊恢侄懒⒌囊浴吧淖杂杀硐帧保砜怂迹┪卣鞯幕疃嘈停⒂枰悦姥У难芯俊S纱巳胧郑荒芽闯鍪导姥У木窒扌浴J导姥е皇谴印叭巳绾慰赡堋保ㄊ导绾慰赡埽┑慕嵌热ゲⅰ吧竺廊绾慰赡堋薄ⅰ懊廊绾尾保吞逦裁椿岢晌赖模ⅰ懊栏腥绾尾保ㄖ魈逦裁椿嵊忻栏校┮约啊笆导疃肷竺阑疃耐恍浴钡氖?践美学的考察，是从“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同一性、可还原性”开始的对于人如何“实现自由”（马克思）的一种非美学的考察。所以它才会如此强调“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实践美学的贡献与偏颇也都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到），然而，在美学研究中，完全可以假定人已经可能，已经在哲学研究中被研究过了，而直接对审美如何可能加以研究。打个比方，人当然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但假如认为对于动物的研究就可以僭代对于人本身的研究，岂非本末倒置？实践美学的局限恰恰在于把“人如何可能”与“审美如何可能”等同起来，并且以对前者的研究来取代对于后者的研究。因此实践美学往往从“实践活动如何可能就是审美活动如何可能”这样一个内在前提出发，把“审美活动如何可能”这类美学意义上的问题偷换为“审美活动如何产生”这类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把对于审美活动的“性质”的研究偷换为对于审美活动的“根源”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在实践美学中真正的美学问题甚至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更不要说被认真地加以研究了（须知，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对于美学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如何可能”）。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区别恰恰在这里。它强调在美学研究中必须将“人如何可能”?搿吧竺廊绾慰赡堋狈掷肟矗叭巳绾慰赡堋鄙罨吧竺廊绾慰赡堋保谏姥Э蠢矗笆导绾慰赡堋辈⒉恢苯拥贾隆吧竺廊绾慰赡堋薄I竺阑疃淙挥胧导疃凶琶芮械墓叵担幢暇共荒鼙患虻セ乖导疃导疃巧竺阑疃靡圆谋匾跫幢暇共⒎巧竺阑疃旧怼C挥兴换嵊猩竺阑疃挥兴膊换嵊猩竺阑疃J导疃淙还娑松竺阑疃摹安荒茏鍪裁础保床⒚挥泄娑ㄉ竺阑疃摹爸荒茏鍪裁础保凇安荒茏鍪裁础庇搿爸荒茏鍪裁础敝浠勾嬖谧乓桓龉憷摹吧淖杂杀硐帧钡目占洌桓鋈死嗟睦硐氡拘浴⒆罡咝枰⒆杂筛鲂缘睦硐胧迪值牧煊颉⒁桓鑫耷畹淖杂傻靥逖樽杂傻奶斓亍6猓巧竺阑疃墓憷颍舱敲姥е姥У亩懒⒌难芯慷韵蟆R虼耍姥康鞯氖恰吧竺阑疃绾慰赡堋保ㄉ竺阑疃绾挝死嗌疃匦瑁ⅰ懊廊绾慰赡堋保篮我晕死嗌疃匦瑁ⅰ懊栏腥绾慰赡堋保栏泻我晕死嗌疃匦瑁谴印吧竺阑疃胧导疃涞牟钜煨浴⒉豢苫乖浴笨嫉亩杂谌巳绾巍白杂傻厥迪肿杂伞保砜怂迹┑囊恢置姥У目疾欤ú渭业摹忌姥А健ⅰ际胨嫉亩曰啊剑O远准挥腥绱耍姥Р耪嬲业搅酥皇粲谧约旱奈侍猓膊?真正完成了学科自身的美学定位。四、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从对抗到对话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出现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战，显然并非偶然。在我看来，这正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美学界已经真正进入了一个美学的战国时代，更意味着在世纪之交迫切需要人类具备更为博大的美学智慧。也因此，当我们面对这场论战之际，就必须超越生命美学或者实践美学之间的谁是谁非，把目光转向美学提问方式的转型和美学问题的转型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以求得在论战中的共同的美学收获。遗憾的是，美学界在这个方面却并未达成应有的共识。例如，尽管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实践美学的上述缺陷，在论战中经过广泛的讨论，目前已经程度不同的取得了双方的共识。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即便是竭力维护实践美学的学者，也已经承认实践美学自身确实存在着重大的缺憾（由此可见，生命美学对实践美学的实践原则的批评是切中了要害的，也是善意的）。可惜，目睹实践美学的尴尬之后，一些学者所提倡的“改造”或者“超越”实践美学，却仍旧令人疑惑重重。实践美学有其特定的内涵，那种以自己对实践原则的理解来僭代实践美学对实践原则的特定理解并且宣称是在“改造”实践美学（并且宣称出现了一个“改造实践美学学派”）的作法，我个人认?诼壅街胁灰颂岢P胫导姥怯衅涮囟ǖ睦砺劭蚣艿模运摹案脑臁币脖匦胱裱庖豢蚣埽虼瞬⒉皇侨魏我恢忠月砜怂贾饕迨导蜃魑约旱哪持掷砺刍愕拿姥Ф伎梢员怀浦笆导姥А钡摹呐率潜弧案脑臁焙蟮摹笆导姥А保偃缱约浩绞辈⒉谎芯棵姥Щ纠砺郏踔亮夥矫娴囊徊孔ㄖ⒁黄诺穆畚亩济挥校衷谥皇且环矫媲那牡囟陨姥Ф允导姥У呐兰右越杓环矫嫒粤接锏夭萋侍岢鲆桓鲂碌氖导姥У纳柘耄妥匀衔约嚎梢源怼案脑臁焙蟮氖导姥В庵肿鞣ǎ饲擅畹刈粤⒚呕е猓胰衔挥惺裁囱跎系幕庖澹D敲矗邮导姥У哪诓砍龇⒌亩杂谑导姥У母脑炷兀烤」苷馕抟墒且恢只奶龋俏乙膊⒉煌耆蕹伞R蛭庵肿鞣ㄖ皇窃谑导姥诓坎攀怯行У模沂腔摹5羌偃绱诱庖豢捶ǔ龇⑷タ创姥а芯勘旧恚晕案脑臁焙蟮氖导姥跃捎Ω贸械F鸢蛱煜碌氖姑⑶乙虼硕芫肫渌娜魏蚊姥Ч鄣愣曰埃窍匀蝗跃墒遣幻髦堑牟⑶沂峭耆砦蟮摹V劣凇俺健笔导姥У奶岱ǎ乙膊⒉辉蕹伞R蛭偃缡导姥У扔诿姥В窍匀晃薮映揭膊荒艹健＜偃缡导姥е皇敲姥е械囊恢郑窍匀晃扌氤揭膊槐爻健D敲矗裁椿岢鱿稚鲜?做法呢？除了个人的某些原因之外，一个共同的原因，还是在争论的双方中都存在着一种“是非对错”、“谁胜谁负”、“定于一尊”甚至“唯我独尊”的传统心态，以及彼此划地为牢彼此拼一个你死我活的错误倾向。这，无疑是极为狭隘的。在我看来，这场论战的意义不在对抗而在对话，其目的也不是砌墙而是造桥，是让不同的美学之间可以交流，而不是让不同的美学走向对抗，是在宽容中找到一些边界，让不同的美学可以共生，而不是划地为牢让它们拼一个你死我活。换言之，论战的目的并非再造就一个同心圆，尽管大圆里有小圆，圆中有圆，但是核心始终是一个固定的点，所有的圆都要围绕着这个点旋转，对于这场论战而言，应该是只有“交点”而没有“圆心”。并且，不是东风要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要压倒东风，而是东风与西风共存于世界。只有这样，通过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战（当然还通过其它的美学论战），才能够使得当代美学禀赋着明显区别于传统美学的别一种智慧，别一种眼光。事实上，美学研究并不存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前提。在这方面，过去一直存在着某种误区。理性主义的视界，使得美学固执于一种无限性的立场。对于它来说，美学的范式是必须共同遵循的。这共同的美学范式使得美学家彼此之间可以同一，可以?ㄔ迹保彩沟妹姥Ъ颐堑难芯砍晒晃笕衔强梢浴胺胖暮6宰肌钡模⑶乙虼硕闪四侵帧八に骸薄ⅰ岸ㄓ谝蛔稹鄙踔痢拔ㄎ叶雷稹钡牟涣夹奶6诘贝姥Э蠢矗姥е荒芰⒆阌谟邢扌缘牧⒊。谡饫铮姥У姆妒绞歉鎏寤模庋煌拿姥Х妒剑沟貌煌拿姥е浼炔荒芡唬膊荒芡ㄔ迹胰魏我恢置姥У难芯砍晒脖厝皇恰岸床臁庇搿懊さ恪惫泊妗O远准庖馕蹲牛好姥а芯棵挥芯缘某龇⒌恪R恢掷砺劾嘈偷母呦掠帕右膊挥σ粤硗庖恢掷砺劾嘈臀曜蓟虿握障道磁卸希宦壅庵掷砺劾嘈褪抢醋源常故抢醋阅持衷ど璧睦砺郾曜迹κ铀旧淼氖导壑导炊匀死嗌竺阑疃挠行Р偷纳疃扔牍愣榷ā8匾氖牵永飞峡矗魏我恢置姥逑担渥呦虼砦蟮目耍际怯捎诳裢匕炎约嚎醋髦行模讨吹刂辉谧约旱氖咏缢暗姆段诓褪澜纾胰隙ㄕ獠攀俏ㄒ坏夭褪澜绲耐揪叮佣幌ü哑渌逑蹬懦庠诒咴档姆绞揭园炎约旱奶逑瞪袷セR簿褪撬担ü晕曳獗盏姆绞嚼创锏阶晕野铩H欢煌姥У男纬晒蹋耆窍嗷ソ涣鞯慕峁T诿姥Ы绮豢赡艽嬖诟吒咴谏系拿姥Хü佟F渲械脑蚴旨虻ィ姥且桓鱿低常杂谙低忱此担钗匾牟皇侵行模窍低车闹刃?。何况，考察审美活动是所有美学体系的共同的心理根源，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则决定于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说，对审美活动的考察方式不存在唯一性，每种考察方式都提供了相应的意义。这样，至关重要的就已经不是过去的所谓“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谁胜谁负”、“定于一尊”，而是公开承认自己的研究是建立在有限性的基础上的，是美学学术研究的一长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任何一个美学家的研究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对话对象，也会成为美学史中的一段内容。自己有权与别人对话，别人也有权与自己对话，自己可以与前人对话，后人也可以与自己对话，因而不必自己崇拜自己，也不必否认意见的尖锐对立，更不必简单地加以判断甚至否定，而是尽量寻找不同意见之间的合理性、互补性、差异性。也因此，真正的美学进步，并不表现在把某一种美学（例如实践美学）与美学本身等同起来，并且人为地把它抬高到去包打天下的地步，而是表现在能够自觉地意识到任何一种美学都必然有其长处，同时也必然有其局限，表现在不同美学之间都自觉地保持着一种平等共存（而不是超越）和对话（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不同的美学之间彼此都因为自己存在局限而被对方所吸引，又因为自己存在长处而吸引对方，从而各自到对方?パ罢也钩洌⒆跃醯卮游羧盏摹安黄撇涣ⅰ被颉跋攘⒑笃啤钡淖鞣ㄗ颉傲⒍黄啤薄6姥е砸胧导姥Ы忻姥Ф曰埃且业皆诒舜酥涠即嬖谧诺拿姥П呓纾业街皇粲谧约旱亩懒⒌男碌拿姥斓兀员愀玫亟忻姥а芯俊！拔倚郎臀宜峁┑恼庖徊湍J剑牵彝币沧鹬乇鹑怂峁┑钠渌湍J健！闭猓褪巧姥У难≡瘢保灿Ω檬敲姥П旧淼难≡瘢々ぉぉぉぉぉぉぉぉぉぉぉぉ?/P>

(1)阎国忠：〖关于审美活动——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文艺研究〗1997年1期。同时，请参见我的论文〖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载〖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2)参见封孝伦〖20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届全国美学会议综述〗，载〖文艺研究〗1994年1期；以及〖光明日报〗1997年7月2日所载周来祥的文章，等。(3)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11期，同时又载人大〖美学〗复印资料1995年12期。(4)封孝伦：〖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中国当代美学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11期，同时又载人大〖美学〗复印资料1995年12期。(5)朱立元：〖“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载〖学术月刊〗1995年11期，同时又载人大〖美学〗复印资料1996年1期。(6)〖美与当代人〗1985年创刊号。(7)〖美与当代人〗1985年创刊号。(8)〖百科知识〗1990年8期。(9)此外还有〖为美学定位〗，载〖学术月刊〗1991年10期；〖建立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载〖学术月刊〗1992年11期；，〖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载〖学术月刊〗1994年12期，本文原题为〖美学?睦Щ蟆剑置⒈硎北嗉模弧济姥У闹亟ā剑亍佳踉驴剑保梗梗的辏钙冢弧脊赜谏竺阑疃谋咎迓勰诤剑亍嘉囊昭芯俊剑保梗梗纺辏逼冢鹊取?10)〖关于审美活动——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载〖文艺研究〗1997年1期。令人略感遗憾的是，该文中所引的国内关于生命美学的看法，均出自我的〖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5）一书，由于该书主要是对于西方当代审美文化的考察，其中的观点大多并非我本人关于生命美学的正面观点，而是对于西方当代美学的一些评述、阐发，因此，难免会影响读者对于生命美学的理解以及文章作者对于生命美学的全面评价。(11)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同时可参见封孝伦：〖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中国当代美学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11期，同时又载人大〖美学〗复印资料1995年12期。(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4页。(1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15)同上，第93页。(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18)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8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1页。(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页。(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0页。(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26)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4－75页。

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朱熹中国美学精神宋代美学理学美学审美境界

众所周知，朱熹（1130-1200）是宋代的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朱熹以其博大的理论胸襟与勇气，既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又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在朱熹那里，有着传统儒家的人伦精神，有着道家的自然无为，有着禅家的清心一片，也有着屈骚的深情无限，更有着自己时代的整合精神与价值选择。朱熹立足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与追求，出入佛道，兼融并蓄，演奏着一首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审美之间张力与平衡的人生境界追求的美妙乐章。这一乐章的最强音就是从道德走向审美，去追求“孔颜乐处”、“气象平淡”之最高人生境界——审美境界。

朱熹美学是其整个学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这个子系统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意蕴。朱熹生活在一个极富审美激情、审美创造和审美意蕴的时代，同时他自身又是具有旺盛的审美实践能力和极高的审美趣味的审美者。时代的美学特色和自身的审美素质，外在的与内在的双向互动造就了朱熹美学的特征。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境界理论，这一理论有着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底蕴，更体现着宋代美学的强大人文背景，由此也展示着朱熹美学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一、宋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关于宋代文化，陈寅恪有过较权威的论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因此，“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2]宋代文化是对唐代文化的一种新发展。随之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种最具典型性的文化形态：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3]这两种文化类型有着各自的特色、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宋代文化具有着更深的意蕴，将汉唐以来的崇高精神以更为理性的方式进行把握，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刚柔相济、阴阳相生丰满的文化范式。我认为宋文化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和实质。

如同整个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样，宋代美学也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高峰。宋代美学凭藉着先秦儒学美学、道家美学、诗经美学、屈骚美学，两汉经学美学，魏晋玄学美学，隋唐禅宗美学的丰富而深厚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合、深化与建构。[4]宋代美学的整合、深化与建构，使中国古典美学走向成熟并达到新的高度。在整合中，宋代美学广泛吸纳各种学术思想，以儒家为本位批判吸收禅家和道家美学思想，从而获取了自己时代所需的美学资源。在深化与建构中，宋代美学创造了新的辉煌、具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追求及其特征。

宋代美学的繁荣与发展，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心理结构尤其是由此构成的强大人文环境作基础。就社会结构而言，有宋一代，特重文人，并大力任用。文人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繁荣，学术的自由，市民文化的兴起与繁荣都是美学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契机。就心理结构言，思想的活跃，个体性的增强，抱负与矢志的矛盾，主体心灵的冲突日益加剧，同样也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滋生土壤。[5]这种强大人文环境的营造，使得社会各阶层虽政治经济地位有别、但主体心灵方面则有着共同的理想与抱负、价值追求和审美境界。那就是道德与文章（道德与审美）走向统一，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在人生中追求着主体崇高价值的实现与完善。

人文环境突出地体现在对哲学与艺术的思考与实践上。就哲学看，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宋代哲学流派之多、人数之众、名家之辈出、研究之深之广、范畴命题数量之庞大都是中外古今之罕见。尤其是理学长足发展将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功能都推向了极至，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生存理念和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6]就艺术而言，复古运动、词的繁荣、文人画的兴起、井市文化的兴起与繁荣、大批身兼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大文人的涌现、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哲思化等都使宋代艺术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7]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在思考对象都是直面现实生活，整个人生。

朱熹可以说是这种人文环境培育的重要成果之一，朱熹美学是这种人文环境在美学上的集中体现，朱熹美学在宋代美学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朱熹美学是宋代美学思潮的重要代表

关于朱熹在宋代乃至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明代哲学家庄定山指出：“屈原长于骚，董、贾长于策，杨雄、韩愈长于文，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于数，迁、固、永叔、君实长于史，皆诸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于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所谓集诸儒之大成，此也。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8]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和当代学者的研究中见出朱熹美学的重要地位。

崇尚理性、面对现实人生、追求平淡的艺术风格和自然性的人生境界是宋代美学的基本精神。宋代美学包括整个学术呈现着对儒、释、道三大学派的整合态势。“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9]在具体的整合中，各学派学者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和差异性；但在以儒学为主导，强调审美活动的社会功用，有意识有目的地广泛吸收道、释诸学说的长处、尤其是禅宗的高度思辨性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上，则是一致的。从不同的学派来看，无论是“新学”、“蜀学”、还是理学都注重儒学道统，而对禅宗、道家学说广泛融合。作为理学美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为充分地体现着或代表着宋代美学精神。就目前美学界的研究表明：宋代美学精神比较突出的代表是苏轼、朱熹和严羽。他们三人恰好代表着宋代美学思潮的三个基本维度，并共同构筑着宋代美学的大厦，展示着宋代美学的基本风貌和神韵。就其各自对宋代美学的特殊贡献而言，苏轼代表着审美创造的方面，严羽代表着审美评价的方面，而朱熹则代表着审美哲学的方面，即朱熹在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不在于具体的审美规则，而在于整体性的审美哲学精神。这是朱熹美学的特殊性，也我们把握朱熹美学特征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由此，在人们眼里，苏轼主要是一个文学家，严羽则主要是一个文学批评家，而朱熹主要是一个哲学家。这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对朱熹的美学地位及评价，美学界似乎远不如苏轼和严羽那么明确，甚至颇有微词。但这并无损害历史事实，朱熹还是享受着宋代美学之高潮的称号。当代学术大师钱穆高度称赞朱熹，已为大家所熟知。[10]近期出版的霍然《宋代美学思潮》[11]就将朱熹这位理学美学的集大成者，置入“宋代美学思潮的高峰”一章，与严羽等美学大家并列。莫砺锋在其《朱熹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朱熹的文学活动、文学典籍之整理、文学批评之深刻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缜密论证，认为“在宋代文学史和宋代文学思想史上，朱熹确实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2]最为集中体现朱熹美学地位的，当是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他认为“朱子理学美学以其特有的哲理性和系统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别具一格，以其突出的伦理性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特点，在当时和后代产生着很大的影响”。[13]

令人疑惑的是，很多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专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贬损朱熹美学的地位，并在思想中产生严重的矛盾。产生这一矛盾，或许本身就意味着朱熹美学具有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吧！例如，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在他的美学代表著作《华夏美学》中，虽然有极力贬低朱熹美学地位的言辞，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朱熹包括整个理学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的特殊意义。他一边说“与其说是宋明那些大理学家、哲学家，还不如说是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的已吸取了佛学禅宗的华夏美学。无论在文艺创作中或人生态度上，无论是对后世的影响上或是在美学地位上，似都如此”。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却又正是传统美学的发展者，这发展不表现在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中，而表现在心性思索所建造的形上本体上。这个本体不是神，也不是道德，而是‘天地境界’，即审美的人生境界。它是儒家‘仁学’经过道、屈、禅而发展了的新形态。”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在吸取了庄、屈、禅之后的儒家哲学和华夏美学的最高峰了”。[14]实际上，李泽厚自身的美学体系建构，恰好也是对这一华夏美学传统的继续并由此发展而来。例如，他提出的“一个世界”的观点[15]就是对整个儒家美学尤其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的重新思索和探讨。这“一个世界”主要是指儒家为人们设计的一种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既现实又超越的世界或境界。因此在儒家看来，人生的幸福就是在现实的人生境遇中如何实现人生的超越而达终极目的的问题（即“天人合一”问题）。

李泽厚在美学史研究中的这种矛盾，恰好也是当年苏轼和严羽所为难之事。既要追求着情感，又不得不落实到现实的社会人生境遇。苏轼和严羽在其贯彻自身的美学思想中总是立不住。审美中的理性与感性、天与人、思想与情感、道与言等方面的矛盾，在苏轼尤其在严羽那里表现十分突出。[16]相反，这一矛盾正是朱熹解决的较好的方面。也就是朱熹从本体论高度对审美进行考察的成果。比如在“文与道”的问题上，朱熹主张“文道合一”。这一思想相当重要、内涵也十分丰富。朱熹的思想只是后继无人，也并未有人能将其思想包括美学思想真正地发扬光大，反而，其哲学伦理思想因合统治者的口味，终被统治者大肆挞伐而致使朱熹生活世界的鲜活性和完整性被肢解和歪曲。[17]正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朱熹（包括理学）的“这个本体”是“天地境界”，而“不是神，也不是道德”。由此，朱熹的“文”与“理”一样，并不是指文艺，而是指更为广大的人生境界、人生艺术。[18]这一点恰好是研究者们因常常望文生义造成对文本理解之失误的关键之所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有学者已开始关注并对此问题，作了全新的阐释。如韩经太在其《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就理学家的“作文害道”作了崭新的阐释。他指出，“作为理学家而提出的‘作文害道’之论，与其说它反映了道学先生不了解文学价值（文章价值）的偏执，不如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文学主体意识的文化品格问题，此亦即上文提到的人文关怀精神问题。”[19]朱熹的“文”也应作如此解。这也才是《周易》以来“文”之真意和精神。

上述所示表明，朱熹的美学是从更理性、更深刻、更核心的方面去把握审美与人生价值的，即把道德与超道德的审美融为一体（文自道中流出、文道一体）。他是宋代美学思潮中当之无愧的典范。当然这一典范主要是从审美哲学的、审美性上学的和审美境界论等方面来说的，是有别于苏轼和严羽的。但他们又共同编织着宋代美学的精美花环。这恰好也是宋代繁荣及其文化（雅俗统一）多元趋向在美学思潮上的重要而具体的体现。不过，在这种多元趋向中，理学美学始终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理学美学代表着宋代美学思潮的基本精神和走向——在“一个世界”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即审美境界。[20]

三、朱熹美学是宋明理学美学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宋代美学整合了前此的中国古典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大转型期——走向成熟，理学美学体现着宋代美学的基本精神，是宋代美学的集大成者；那么，朱熹则整合、发展并深化了理学美学，是理学美学的集大成者。

理学思潮是继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后儒家学说的又一重大发展阶段。就时间跨度和学理性质而言，理学是指自晚唐以来至晚清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潮。理学包含着一般而言的理学（狭义的）、心学、气学等派别。理学美学是儒家美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成熟期。尤为重要的是，朱熹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21]之气势，上承先秦、汉唐、两宋学术之血脉，开启明清古典学术（包括美学）繁荣与整合之大潮，致使中国古典美学才真正成熟。[22]在此，我们有必要就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理学美学的性质和基本精神等方面来观照朱熹及其美学的特殊地位。

与西方美学的求知及其主体如何获得对客体的真理性认识，其核心是“物”不同，中国古典美学重在追求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统一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其核心是“人”。当然西方美学也讲“人”，但人是在“理念”、“第一形式”、“神”、“我思”、“绝对精神”、“存在”的支配和统治下的，是没有真正获得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因此，这种美学的落脚点只能在于“物”，表现为人对“物”的追求的程度来确立审美之价值。在此“美”与“真”是统一的。中国美学也讲“物”，但，“物”始终是与人结为一体的，是有情意、有道德的“人化”之“物”，是人的生存和表现的一种载体。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落脚点在于“人”，表现为“物”如何向人的转化及如何实现“天人合一”境界来确定审美之价值关系。在此，“善”与“美”获得一致。[23]中西美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西方自然哲学的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则萎缩和中国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自然哲学则萎缩。因此，中西美学并非对立、没有高下之分，而应是两者相生互补共同构筑人类美学家园的圆融体。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24]这简洁朴实的八个字道出了美学的基本性质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美只能以人的存在而存在，美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于对人的解读与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是人学。人的存在无非是在两个基本维度上展开的：一个是自然性的维度，再一个是精神性的维度。这两个维度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与平衡构成了人（类）的存在的丰富性。而精神性更能体现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真正价值和独特意义。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常说的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灵明”。这一点“灵明”（精神性）体现着人的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等基本层面。对人的“灵明”之着力挖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25]人生问题主要表现为“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整个学问（包括美学）宗旨是如何“味道”，即“究天人之际”。也就是在现实人生（“一个世界”）中如何实现超越，如何获得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的”人生境界理论，为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26]正是在这种人生美学的指导下，中国人的人生境界追求就不是由道德境界走向超现实的彼岸的宗教境界，而是由道德境界走向现实的（一个世界）此岸的审美境界，并将审美境界确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这里，“善”（道德意识）与“美”（审美意识）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成为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27]因此，人生境界追求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古典美学的性质是一种人生美学，在此，善与美是同一的。[28]

理学美学是这一人生美学的继承与发展。理学的核心是“心性”问题。“心性”主要是关涉人的本质和存在价值的范畴，是一个融道德论、价值论、境界论为一体的重要范畴，是研究人的心灵问题的。在理学家那里，心性又有着宇宙生命本体的意蕴，是生生不息的，而且宇宙万物的“生生之德”更集中地体现在表现人的生命意识的“仁”上。由此就演绎着道德精神生命的自然化与天地万物的精神化一起浑然的新的生命境域。这种境界就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孔颜乐处”不是一种自然性的快乐、也不是一种道德的快乐，而是一种超道德具有本体意味的审美快乐。这种“乐”实际上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本然状态意义上的审美境界（存在）。在理学家们看来，“孔颜乐处”不是在专门追求“乐”的情况下实现和获得的，而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心理态度）自然而然地获得的。由此，理学家们强调情感的“中和”、心灵的“平静”“无欲”。最能体现理学美学性质和基本精神的，莫过于理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从当下美学体系来看，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范畴和审美问题。然而，“孔颜乐处”在以“礼乐文化”为背景的中国传统美学中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对生命意识中审美境界的追求成为了中国文化生命的发展方向。这一基调的确立肇始于孔子。记录孔子言论的基本读本《论语》开篇即是“悦”与“乐”，强调以“情感”为本体的人生境界追求，以此为核心的整个文化和人生方式就是“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29]审美性的“乐感文化”。[30]

“孔颜乐处”之思想源于《论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以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从上述三则描述所谓“孔颜乐处”的文字看，前两则说明，孔子的人生态度，强调一个人尽管身处贫困，然仍有“乐”在其中，应不改其乐。第三则是说孔子对曾点那种与天地为一体、无为而至乐气象的赞赏。这里的记载并未明确告诉我们孔颜所乐之含义，只能从《论语》的整个思想及其字里行间来找寻其深刻意蕴。这里也告诉我们，孔子和颜回的所乐之事，并不是贫困本身，因为贫困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带来快乐的。这就说明孔颜所乐之事，显然不是那种物质上所获得的享乐（快感），而应该或主要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超越现实和道德的审美境界（美感），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儒家那种充满生命意识的“仁”、李泽厚所说的“超道德的稳定‘境界’”。周敦颐倡导“寻孔颜乐处”就是这一基本精神的承传与发展。

当年，周敦颐示二程“寻孔颜乐处”以来，“所乐何事”就成了问题。不过，一般都将其定位于道德性与超道德性的那种圣人境界、圣人气象。因此，如何为圣，就成了宋明理学的学理要求和生命追求。将圣人境界作为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来追求，其本身就已具有浓厚的审美性质。因为，作为追求的事物，一般而言都是自己认为比较美好的事物。“为圣”同样也是理学家们所认为最美好的事业。对于美好事物的内在追求，本身不可能是痛苦，反而是一种不为外物所累、不因环境之迁徙和变化而为之改变的、稳定的、持久的、具有本体意义的“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就是这个意思。周敦颐自己也有过解释。“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31]在周敦颐看来，人生在世，物质上的富贵是人人都所喜爱的，但真正“至富至贵”并不在于“富贵贫贱”等现实的感性东西，而是那种“大”“化而齐”永恒的整体性的生命意识。这就是他所说的与天地参的“立人极”，也就是他所追求的那种体现完美人格的“圣”。他认为，“希圣”是人生中的最大幸福、最大快乐，但绝不是为乐而乐的单纯“快乐”。因此，冯友兰指出，“完全的人自然有这幸福，但是一个完全的人是自然而然地有这种幸福，而不是为了这种幸福而作一个完全的人。如果这样，他就是自私，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并且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32]这就说明这种“寻孔颜乐处”之“乐”绝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道德（功利）范畴，而是一种生命意识蕴涵其间的，具有超功利性质的审美情感、审美享受和审美境界。正是这种“乐”才为中国传统文人建构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或者“终极关怀”。这也正是美学的主题：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人的生存领域中的人文关怀，以完善人的心理结构使之成为完整的人。

周敦颐的“立人极”、“希圣”、“希贤”，张载的“民胞吾与”、“天人合一”，程颢的“仁体”，程颐的“理”，朱熹的“心与理一”、“气象浑成”，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刘宗周的“慎独”，王夫之的“情景妙合无垠”等，无不体现着这一“乐”之基本精神和意义。但在具体获得这一境界的功夫上表现出两种对立的方法。以程颢、王阳明为代表的重体悟、直觉（尊德性）；另一方面有以程一为代表的重分析、强调格物致知（道问学）。朱熹则努力调和两者的偏差，强调“心与理一”、“格物”与“涵泳”的统一。这一整合是朱熹适应时代大潮流和学术内在规律的结果。因此，朱熹哲学（包括美学）的真正价值和学理意义并不在于阐释这种“孔颜乐处”，而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境界之方法论的探讨和研究。这一点恰好是朱熹超越前辈之所在。为此，有研究者认为“朱子治学的最高目标，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是一种直觉的境界；而同时又以‘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尽之其大而无余’（《大学或问》）为理想，他实很致力于分析与综合。中国哲学家中，思想条理最清楚的，乃是朱子。……朱子的哲学方法是直觉与理智参用，虽甚注重直觉，而亦注重理智的辨析。”“中国哲学中，程朱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最详密的了。”[33]张岱年在这里所说的“直觉”和“理智”代表着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前者多重“情”，后者则重“理”，两者之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而在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包括美学）中获得了统一和圆融。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诸多命题中获得具体形象的把握。如“理在气中”“心与理一”“格物致知”“心统性情”“文道合一”“气象浑成”“涵泳自得”等。具体到美学及艺术领域就是强调“理”与“情”、“法”与“我”等如何统一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朱熹不像其理学前辈那样有过分压抑情感的方面，而对情感有了一种较为平和的态度。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感物道情”、“心统性情”、艺术的本质是“吟咏性情”，认为“情”（文）也是自然之“理”（道），是与“性”具有同等意义。这一对“情”的认可与重视，必然地出现两种结果：阳明心学开启的明清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和明清之际的重理性、重情理统一的思潮。前者以李贽、徐渭、“三袁”、董其昌、汤显祖等为代表。后者以王廷相、王夫之、叶燮等为代表。

总之，朱熹的美学既整合了前辈理学美学的成果，是一种明显的集大成者；同时又开启或引发了明清美学的内在激荡和稳定，这同样是一种集大成者。只不过后面的集大成是逆向的，即由朱熹的整合中出现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由此，朱熹美学研究的深入必将使我们对中国美学精神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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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之考正〉序[J].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5页。

[2]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1页。

[3]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634页。著者认为中国历史由唐入宋，中国文化也出现了一次大转型，“即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当然这两种区分体现出唐、宋文化各自的特色，而并未表示两种文化的高低之属。文化形态的转型也带来了学术形态的转型：汉学转向宋学。

[4]我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儒家为主导的，兼融道、释思想的人生美学体系。因此，我将中国古典美学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先秦——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期；汉唐——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期；宋明（清）——中国古典美学的成熟期。这三个阶段恰好与中国儒学的辩证发展道路相适应。所以，我对李泽厚《华夏美学》[M]以真正体现传统“礼乐文化”的儒家美学为中心来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思路是比较赞同的。至于具体时代的美学范型（先秦儒学美学、道家美学、诗经美学、屈骚美学、两汉经学美学、魏晋玄学美学、隋唐佛学美学、宋明理学美学、晚明自然人性美学、清代朴学美学等）也只是这一儒学美学大潮中的美丽浪花，并无实质的不同。真正的不同则在于近代，西学的大规模东进，才使之真正失衡。

[5]关于宋代的人文环境之营造，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M]中对其有过精彩的论述。（参见该书的第七章）另杨渭生等著的《两宋文化史研究》[M]更是全方位地展示了宋代文化的特色。（全书75万字）

[6]关于宋代哲学思潮的盛况，在清代的学者黄宗羲等著的《宋元学案》[M]那里可见一斑。石训等著《中国宋代哲学》[M]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宋代哲学的发展盛况。全书分为八篇，凡四十八章，介绍重点人物多达五十二人次，约110万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7]就艺术的形态而言，宋代比前代有所变化，从个体性的宫廷艺术走向大众化的市民艺术（“雅”走向“俗”），因此，以“瓦肆”、“话本”为代表的艺术形态成为了宋代艺术的主流形态。就艺术体裁而言，与“唐诗主情”不同，而“宋诗主理”；散文都注重“理”之阐发；文人画更注重个体的“情意”和“理趣”等。这些都是前代所没有的。

[8][清]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1083页。

[9]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3页。

[10]参见钱穆著的《朱子新学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6.三卷本）以及相关的著作。

[11]霍然《宋代美学思潮》[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7.）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断代史著作，但为宋代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活的资料和某些新的思维方式。能将朱熹给予足够的重视可见其慧眼和胆识。

[12]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1页）着重对朱熹的文艺审美活动进行了较为细密的考察、论证和分析。尤其是对朱熹大量的艺术创作及其艺术成就给予了深入的剖析与高度的评价。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朱熹，一个紧跟时代、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的艺术大家。例如作者对朱熹创作中大量吸收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表明朱熹审美趣味的多样性与审美思想的开放性特征。（主要参见该书的第二章）

[13]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第582页）是第一本系统阐述朱熹美学思想的专著。他通过对理学美学的论辩及其重要价值，对朱熹理学美学思想中的审美本体论、艺术哲学、山水美学、审美人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朱熹及其美学成就及其自身的内在矛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14]李泽厚.华夏美学[M]（见：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以下凡引此书，其页面以此版本为准）第380、382、384页。

[15]关于“一个世界”的提法与论述，可参见李泽厚.哲学探寻录[J].（载于: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和《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J]（载于《己卯五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由此，又提出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等观点，来探讨中国“礼乐文化”（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的得与失及其出路。这里的“一个世界”也就是“人生”。

[16]关于苏轼与严羽的得失问题，是美学界很值得研究的。郭绍虞先生比较早地关注和论述了朱熹与严羽的差异问题。（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37-39页）

[17]关于朱熹人格的丰富性、复杂性问题，莫砺锋在其《朱熹文学研究》[M]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朱熹在世之时，并无后来以一副道德岸然的道德家身份出现的朱熹，而以文学艺术之突出成就，为同时代文学家所敬仰。作者认为，朱熹的文学方面的成就之所以被人们所淡忘，与他在哲学上的贡献比文学更大以及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等有关。为此，朱熹的文学成就被理学宗师的崇高地位所掩盖。（见该书的“前言”部分）

[18]李泽厚《华夏美学》（《美的历程》安徽文艺版，第382-383页）

[19]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M].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7页。

[20]关于苏轼哲学思想派别的归属问题，一直有争议。不过，苏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导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因此，石训等著的《中国宋代哲学》[M]就将苏轼的哲学归之为“理学篇”（当然，这里的“理学”是狭义的）。这里打破了传统按地域、姓氏等因素为学派命名的方式，而更注重学理之精神，是更符合历史事实的。

[21][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495页。

[22]对于宋明理学的学理及其发展态势，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就理学的发展逻辑来看，应以朱熹为基准。朱熹整合晚唐以降的理学思潮（气本体、心本体、理本体）建构起了“理气不离不杂”“心与理一”“心统性情”的庞大而又充满尖锐矛盾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这一体系中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开启和导引着明中期的阳明心学及晚明自然人性论思潮，明清之际王夫之以气本体整合理学之逻辑，以及清代朴学之兴盛。无论是王阳明的心学，还是王夫之的气学都没有真正达到朱熹学术之圆融。在朱熹这里，“理”、“气”、“心”是融为一体的。关于这一点蒙培元先生在其《理学的演变》[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中有所论述。这就说明，朱熹经王阳明之转向到王夫之之学术，虽日益完善成熟，但并没有构成一个所谓的“圆圈”。真正要说“圆圈”，从朱熹经王阳明等到刘蕺山才是一种合乎理论逻辑的“圆圈”。但这一“圆圈”并没有完成。关于这一点，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中有论述。正因为如此，朱熹没有真正的学术继承人，其学术思想真意也没有被发扬光大。我想这就是牟宗三才将朱熹判为“别子为宗”而又始终是语焉不详的真正缘由吧！（见《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宋明的整个美学趋势也基本上如此。朱熹的美学、王阳明的美学以及王夫之的美学及其三者在艺术领域的深远影响是宋明（清）美学的日益走向成熟的时代精神底蕴和标志，也是中国古典美学成熟的标志和高峰。

[23]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性质，美学界有一定分歧。我比较赞同将其界定为价值美学、人生美学等。

[24][唐]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J]

[2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65页。

[26]皮朝纲主编.审美与生存——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M].成都：巴蜀书社.1999.第28页。

[27]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3页。

[28]无论是从文字学上看，还是从现实生活而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善”与“美”是互通合一的关系。

[29][明]王艮《乐学歌》[J]，见[清]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718页。

[30]关于《论语》[M]中“悦”与“乐”及其“情感本体”等精彩阐述，可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第27-30页。“乐感文化”见于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第304页。

[31][宋]周敦颐.通书·颜子第二十三[M].见[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90页。

美学范文第3篇

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艺术，在许多美学家那里艺术甚至是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美学变成了艺术哲学——谢林、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差不多都如此（虽然现在又有一种回流的趋势③）。宗白华先生也认为研究美学不能撇开艺术，必须紧密地联系艺术。美学把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改为艺术，这里确实有一种必然：一、可以通过研究艺术而重新回到感性问题和审美经验问题；二、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性质并不相同，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制作活动和产品，而人类对于自然却存在一种归属关系，它首先不是一种审美关系，所以比较起来，自然美和“自然”的概念相当难以把握，而艺术把握起来相对容易；三、艺术还有许多自然并不具备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此外，艺术还有一个历史——艺术史，这些构成了许多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所关注的焦点。

那么什么是艺术呢？极宽泛地讲，艺术就是人类的一种制作活动和其产品，这种产品必须是首先诉诸人类感性的。但并非任何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艺术，只有那些达到极高水准、引起人们惊叹的作品才是艺术作品。艺术首先是一种技术，所以古代人一般都“技”、“艺”不分，但并不是说这两者之间就毫无区别，古希腊人已经相当崇拜那些技艺高超的“艺术（技艺）家”了，只是他们的语言还没有把这二者明确分开。人类赞赏和崇拜高超技艺，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本能。如果技艺能达到这种境地，就可以称其为艺术了。所谓“妙造自然”、“出神入化”，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由技入道”，由外在的受到种种限制的“技”，进入“道”的“自然”、“自由”境界。艺术之为艺术——而不仅仅止于技术——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就是必须达到“由技入道”。

可见，艺术品的三个基础性条件是：1.它是人的技艺的制作物而不能是自然物;2.它是诉诸人类感性的；3.它达到了出神入化、由技入道的境界。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艺术”不是一个标志着人类某一特殊活动领域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带有褒扬和赞赏意味的“形容词”或者“叹词”，是对由人类双手制作的物品（相对于自然物和自然景色）所引发的那种“奇迹”感受的一种赞赏性的表达。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这种奇迹的感受和经验，所以对大多数社会来说，艺术活动类似于一种仪式或者节日——对此我们只要想一想文艺复兴时期大师杰作的揭幕仪式就清楚了。

可是，这种关于“艺术”概念的定义和用法跟我们现在的用法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首先就是指人类的某一特殊活动领域——诗歌，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艺术失去了外在的社会目的和社会依赖（如对巫术、神话和宗教的依赖）之后，获得了以“审美”和“认知”——尤其是前者——为目的的艺术“自律”。我们前面讲过，这种大写的艺术概念（FineArts），完全是现代社会条件的产物，是由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条件和现代审美意识形态共同合成的。它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的确带来了艺术地位的提高、艺术的繁荣和不断变革，另一方面也在短短两三个世纪的时间内就耗尽了这种激情和艺术变革的可能性，最终使自己走向崩溃。

这种艺术的现代观念，在20世纪受到了理论家但首先是艺术家们的激进挑战。“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贡布里希），“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不是艺术家”（朱青生）。杜尚的小便池（以及画胡子的蒙娜丽莎）更是对这种艺术观念的相当机智的“哲学”质疑。

杜尚的小便池并不含一点技艺，因此在我们看来它不可能成为艺术，它只是一个事件，一个由贴有“艺术家”这种特殊身份标签的人——是所谓的“艺术界”和当时的艺术情境赋予了他这种可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身份资质——在某种特殊的历史和艺术情境中实施的一个带有相当强悖论和讽刺意味的行为而已。

所谓悖论，是说杜尚这个人的艺术家身份所隐含的技术家出身，跟他毫无技术成分的作品（小便池）对他艺术家身份的否定之间的悖论。在这种艺术情境中，杜尚的艺术家身份是一种逻辑在先的身份，并不需要技术来确证这种身份，而正是受这样一种身份的驱赶，杜尚才不得不去挖空心思“创作”出一个要具备新异性和独创性的“作品”（这种对新异的追求也是现代社会艺术创作机制的内在要求）。他发现已经无路可走，所有的道路都到了尽头，惟一还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自我否定”——自嘲、自毁、自渎。否定什么呢？否定这种强加于我的“艺术家”身份，否定以“艺术”的名义对我的驱赶，否定这个“艺术界”的存在合法性，否定大写的“艺术”——最终，否定这个并不适合艺术的技术时代本身。而最适合用来实施这种自渎行为的就是工业现成品——一个男用小便池。

应该说，杜尚的逻辑是无可辩驳的。他的手法——呈现悖论，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也是高明的。那么，杜尚的小便池到底是不是艺术品呢？不是，根据我们上面的定义，它缺乏艺术之为艺术必不可少的技术（手艺）出身。只有且仅在这种情况下，即当我们仍然因袭那种大写的艺术观念和遵循着那种与之配套的艺术体制的情况下，杜尚的小便池才可以说是艺术品。杜尚只是利用他的小便池把这种艺术观念推进到极端而已。他的另外一件作品，画胡子的蒙娜丽莎，则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艺术之为艺术所必不可少的感性基础，他攻击的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古典的美的观念（如果那样就太浅薄了），而是“感性”自身。通过对“感性”的嘲弄而达到展示悖论的效果。蒙娜丽莎神秘微笑的画面建构在画上了两撇小胡子后一下子坍塌了，而艺术感性的崩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方式本身的状态。

通过推进到极端，使其内在的悖论性质完全暴露出来，这正是杜尚的高明之处。杜尚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宣布艺术的终结，他只是让这个事实自己呈现出来，其实是一回事。艺术在失去了它的宗教基础之后，在我们这个时代又丧失了真实生活的土壤、跟人类感性的联系，所以它不得不走向崩溃。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好像是一个逻辑的必然过程，也已经是一个既定的社会历史事实——这个早就被黑格尔预言过，又被海德格尔重提④。

二、什么是美学？

从美学到艺术学，横跨了两百多年，这门学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门纯哲学变成了一门经验科学，研究的旨趣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流派、观点和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了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概括起来，美学研究的主题大致上包括：

1.美是什么的问题。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它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尽管现代美学普遍地将这个问题视为没有答案的问题，但“美”仍然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主要价值。因而美是什么的问题决非无意义的问题，它仍然是美学保持自身和向前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但是，“美是什么”的本质定义的困难早在苏格拉底那时就已经被认识到了，在当代分析美学中被最终定论为一个错误的问题形式。但是，在当代的现象学——解释学美学那里，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人们可以不再试图给出一个本质的美的定义，但可以从经验水平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把美（优美）规定为和谐、对称、均衡、小巧、柔和、波浪线等，也可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给出一种解答，如“美是道德的象征”（康德），“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海德格尔）。

2.美感和审美经验问题。美感问题可以看成美是什么问题的另一种形式。美学诞生时的本义就是研究作为一种认识形式的审美感性的，所以美感问题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当代美学又重新回到对这个基础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今日的美学生物主义、身体美学和物质美学。感觉、感性、美感、审美、审美感性、审美经验，这些词构成了一个意义相近但又有差异的家族。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些词有一个从“感觉”到“经验”的过渡。这两个词的意义、用法当然不同。“感觉”强调的是审美的起点性，一切都“从感觉开始”（陈嘉映）；而“经验”一词强调的是审美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在世”特征，杜威的一本书，名字就叫“艺术即经验”①。

3.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当代美学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从20世纪影响颇大的一些艺术家及其作品来看，20世纪的艺术实践不再以感性为基础，而是纠缠着“艺术本身是什么”这个抽象的哲学、美学和艺术史问题。这个问题有时候被表述成艺术能不能定义的问题，有时候被表述成到底有没有艺术的问题，其要义在于取消大写的艺术（FineArts），把艺术重新还原为生活的基础。这种对艺术——不仅艺术，尤其还有哲学——的还原运动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一种典型意识，这种意识最深刻地体现在20世纪两位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身上。

4.艺术作品问题。在构成艺术活动的各个要素中，艺术作品是中心。对艺术作品（不管是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还是建筑），我们能够进行抽象的结构分析吗？某一具体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吗？对于具体的艺术作品，美学家和批评家能够进行意义阐释吗？

5.艺术家和艺术创作问题。这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另一个要素。艺术作品，乃是某一个体的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制作出来的，所以美学要问的是，艺术家创造性的源泉在哪里？什么是天才？什么是想象力？艺术创作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6.艺术接受问题。艺术家通过劳动，即艺术创作，制作出作品，他把作品交给委托人、展览馆，到达大众。委托人和大众是如何接受作品的？接受跟创作之间是种什么关系？作品被接受之后，进入人们的审美鉴赏范围，这又涉及到人们对它的评判——接受还是拒绝，涉及到趣味问题、风格问题、批评问题，最后还涉及到一个艺术教育的问题。

7.美学、艺术与现代性问题。这是我们最后要探究的问题，即对美学和艺术的社会学历史学条件的研究。学术界认为美学和艺术乃是一个现代现象，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呼应关系。美学的真正旨趣并不在于形成一门客观知识，而是在于提出一种生存论和世界观主张②。正是在现代性问题的困境之中，艺术家们开始了他们的艺术创作，这决定了他们跟以往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向和主题。随着艺术成为大写的艺术，艺术终于摆脱了传统的对于基础性社会观念的依附角色，成为自律的艺术，艺术家则成为“天才”，艺术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这就追逼着艺术需要不断革新，艺术形式不断变化，不断地玩新花样，这场从印象派开始的艺术运动终于在最后导致了“艺术”自身的彻底崩溃。

三、美学与艺术

美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美学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一直都是混沌不清的。一方面，美学（Aesthetics）就其本义是研究审美感性和审美经验的，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这个方向的美学研究通过审美心理学得到了强化。但必须看到，就是美学的这层本义，却几乎受到了哲学家们的一致反对——从谢林、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尤其反对的是美学中的心理主义、主观主义。中国学界也有论者推崇此说，认为美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必须把它的研究对象限定在“艺术文明”上⑤。

必须承认，从根本意义上讲，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是正确的。他们深远的目标是要把艺术和哲学重新置回生活的基础——不仅要基于生活，更要紧的还是为生活奠基。为此，对他们来说，美学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美学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错误，是一种被人为扭曲的理论形态。

然而，我想反问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是可以反对的，但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现代审美意识形态的美学也是可以反对的吗？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美学，只能把它的基础奠定在“感性”、“审美”这样的概念之上，而不能奠定在艺术概念之上。艺术只能是美学的基本主题之一，感性和审美是美学的另一不可或缺的主题，甚至还是美学之为美学的原始主题。

当然，必须反对美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各种心理主义的假理论。但我们却无法反对时代意识，无法反对自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以来被广泛扩散的审美主义意识形态和审美主义伦理学。尽管我承认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之一，尼采和福柯是这种疾病和高烧的典型代表。但我们首先只能接受它，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接受美学本身，接受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意义和原始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伺机寻求对美学的根本突破。

美学（或审美意识形态）把艺术收纳为对象，给予其高贵的身份，赋予其严肃的使命，在经过长达二三百年（或者更长）的长途奔波之后，艺术终于试图挣脱开来，扬长而去。这个扬长而去不是别的，就是艺术的终结。

只不过，这个终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这种终结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需要经历数个世纪之久。”⑥

在这个缓慢的终结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美学，也需要艺术。需要美学，是由于我们仍然不知道，一种审美主义伦理学到底是否可能，一种怎样的审美主义伦理学才具可能;需要艺术，是由于艺术不会一下子就死掉，还由于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艺术来发挥审美、批判和拯救（起码是唱唱反调）的功能。

既然历史永远都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关于艺术的未来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不知道时日的某一天，不知道什么地方，人类的精神本能重新从废墟中苏醒，火种会重新点燃，黎明会重新到来——那将是一个属于诗人和艺术家的节日，是全人类的节日。但我们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

注释：

①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2，第55－91页。/②刘小枫：《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4。/③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49页。/④⑥《海德格尔选集》上册，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00页。/⑤赵汀阳：《美学和未来美学：批判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

美学范文第4篇

中华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传统，从“有无相生”注重整体功能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等文化观念，到具体的审美方式，都有着大量可供汲取的民族智慧的精华。中国影视艺术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古代就有灯影、皮影、木偶戏等艺术样式，反映了人们对活动影像的追求愿望。中国古典戏剧、诗词、绘画等艺术作品，在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技巧上，常常与蒙太奇镜头语言处理画面的方法神似；细加分析也常有运用特写、远景、中景等画面和画面组接的技巧，这为我们影视艺术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美学的启示。当然，在影视这一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中，如何运用中国传统艺术的手法，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与试验。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尚有许多命题与范畴，可以通过对影视作品的考察给以现代诠释。比如“情理”这对范畴，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对“情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便不难发现“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力量消长，其实是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抒情文学传统之内。相比于拥有强大的叙事文学传统的西方文化，这一抒情传统实际上造就了“主情”的民族文化精神。从《诗经》和楚辞中埋设的最早的情感模式，经由魏晋六朝的率意创造，以及无数唐诗、宋词的斟酌推敲，中国审美意识中对“情”的把握，达到了极其细致精妙、极其复杂成熟的程度。及至元、明戏曲文学兴起，以汤显祖的“因情生梦，因梦成戏”、“事总为情，情生诗歌”的美学思想为代表，中国的叙事文学也显示出强大的抒情倾向。在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情”与“理”不同时期的变奏之后，我们看到，从谢晋电影到知青题材电视剧，从《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到《凡人小事》、《蹉跎岁月》、《渴望》，其间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主情”的美学传统。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健壮的生命力与宽厚的包容性。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吸收异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但是，吸收是为了创造，而不是取代我们固有的文化。所以，如何吸收就成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吸收必须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为支点，寻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通过吸收异质文化，进一步加强本土文化，使之焕发出更为灿烂的生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不断融会、改造外来文化，逐渐确立了自己独有的美学范畴、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和审美价值取向。这一美学传统，已经深刻地体现在我国的影视创作和观众评价之中，亟待梳理成型，并进行中国影视艺术学科的系统理论建设。

我们看到了进行这样一项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看到了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首先，就此命题而言，当前国内外的基本状况大体有三：一曰现状关注较多，文化开掘较少。影视从业者一般来说已经注意到影视文化发展中的实践困惑及周边压力，但如何从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出路，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二曰实践积累较多，理论提炼较少。长期繁忙而紧张的创作实践、创作任务，使从业者整日整月不得清闲，难以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三曰从作品角度研究较多，从传播角度研究较少。影视文化既体现为艺术创作的作品形态，也是大众传播渠道中的社会存在物。但由于资料及方法等原因，至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者，而对后者的考察则显得相对贫乏。其次，进入研究将会面对诸多的难题：一是中国传统美学体系模糊，基本上处于潜藏散布的状态，对其本体特征的把握有很大困难；而影视艺术是一种具象的、综合的视听形态，需要由表及里去发现二者的内在联系，这将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探索过程。二是当代影视文化并非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在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需要相当的条件才能紧密跟踪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各种新动向。三是对于影视艺术这一以图像为主的文化样式来说，目前的资料环境和技术条件还相对匮乏，亟待进一步加强，使之得以健全。

我们认真分析了有利条件与现有优势，在于：我们背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悠久、根基扎实的综合学科背景，有文学、历史、哲学、心理、电子、信息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力支持，可以进行角度更高、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入的影视文化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为主，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大学生电影节，其间集中放映最新的国产影片，并举行专题电影回顾展；召开由专家、创作者、大学生参加的座谈会、研讨会，讨论国产片的现状与前景，探讨对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问卷调查活动，认真设计问题，回收统计，并作出调查报告，向创作者、理论界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这些情况也使我们更有信心从事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工作。正是基于上述判断与基本事实，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下决心选定这一课题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中国影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现已获得三个正式批准的、由笔者主持申报的项目：国家“九五”规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项目“中国影视和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北京市“九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重点项目“中国影视美学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中国影视民族化研究”。我们为此组织了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博士生、硕士生共15人的课题组，集中力量集体攻关。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强调历史回溯和时代前瞻、微观视点和宏观视野、理论分析和决策研究、理性思考和调查统计的有机结合。除了常规性研究之外，我们还将力求做到：一、有主题成系列地针对观众和媒介作两次社会抽样调查；二、分别在北京和全国举行不同范围的专家研讨；三、在可能的条件下，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征询意见。

我们将努力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在纵向方面，对中国影视发展史作整体及分阶段的考察，观察传统文化在其间的承传与变奏；在横向方面，以香港、台湾及海外华语、华裔影视为参照，分析民族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影视文化特色及使命等等。我们以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必将有助于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自身。

如前所述，影视艺术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样式，但它同时又以美学特征和文化性格区分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艺术风格，如电影在发展中形成了苏联学派、美国学派、法国学派、日本学派等等。而中国电影也以一批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为世界电影“中国学派”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但是，中国电影理论界对本土创作缺少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富有理论高度的研究与总结，更缺少以中国影视艺术实践为支点，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影视理论。虽然有志于此者不乏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这一理想至今未能实现。面对争奇斗妍的西方影视理论，我们总不免有些尴尬。

如今，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应当以中国美学的独特视点去研究中国影视艺术现象，既吸收世界影视艺术的精华，又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实现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中国当代影视艺术实践中的融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风格的影视作品，建立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我们愿意和影视界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一道，在影视领域里摸索一条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中国之路。我们将就中国影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作出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本土化的影视文化理论体系，为影视文化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我们将在中国影视美学、中国影视史、当代影视文化、中外影视比较以及跨国传播等方面积累资料，开展研究，尽力为今后的拓展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我们相信，建立中国影视美学理论研究体系，深入探讨中国民族影视文化，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作出有益的奉献。在影视走向市场的今天，本土文化意识将有助于我们在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希望中国本土影视文化的提出，将对中国影视的创作实践作出理论指导，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的浮躁与媚俗，提高影视创作队伍的理论素养和自觉意识，并以良好的创作面貌为世界影视发展提供新的参照系。

影视艺术“中国学派”的诞生，需要影视艺术家的努力，也需要影视理论家和有关学者的深入研究。只有影视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达到相当的高度，才有可能创造出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影视艺术精品。

关于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周星

当我们确立了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这一课题，也就意味着必须把建立民族化的影视美学体系作为目标。中国影视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与影视艺术形式的对接。因为从中国电影产生之始，民族文化的背景就渗透在银幕上，无论是《定军山》的戏剧内容还是观众的接受习惯，以及茶楼戏场的观赏方式，都是这块土地上黄皮肤子民特定的，因而从中探讨一以贯之的民族审美心态是自然的。我们在比较展开的电影创作期如二三十年代的银幕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的内容和表述方式，如《孤儿救祖记》、《弃妇》、《儿孙福》、《神女》、《都会的早晨》、《姊妹花》、《天伦》等。而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则把中国电影的民族审美特点发展到比较成熟的程度。

然而，影视艺术从某种角度看是相当“现代”的，被称为“第七艺术”和“第八艺术”，同此前早已产生的其他艺术种类相比，它是完全建立在现代生活和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的，因此现代和外来的美学传统无疑会影响甚至改变着传统的价值构成。辨别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美学传承及创造性转化，结合近百年来的中国电影创作和几十年的电视创作，梳理影视叙事特点、叙事母题、大众传媒时代的电影流向、电视的现代传播方式对观赏艺术的改变等，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我以为，中国影视美学决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影视化，还应当包括中国影视现实的审美化概括研究。简言之，中国影视美学是现实化的，而非保守、排外的。我们当然要本着拓展影视表现形式的眼光，进一步开掘传统美学厚积深藏的巨大潜能，但决不是画地为牢只重传统。

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关注时代变迁对审美的阶段性影响。由于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也由于影视是特别接近现实社会思潮的艺术，比起过去的古老艺术来，影视审美的阶段性转化是相当明显的。比如30年代以前的电影创作处在政治局势动荡、军事纷争、新旧文化相持不下的社会背景中，渴求生活和睦，躲避现实纷争，期求惩恶扬善就是明显的创作缘由，我们从滑稽片、古装片、武侠片的潮起潮落中不难看到和谐美的古典化追求。而30—40年代的中国电影则更深地卷入阶级斗争和民族抗战的硝烟烽火之中，意识形态的对峙使电影进入悲剧美学的表现范畴，生离死别的凄惨，战争风云的血腥，阶级压迫的残酷，构成社会悲剧美的艺术画面。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勃勃朝气和隐含着巩固政权树立时代新风的社会政治背景，对电影创作无形规定了“忆苦思甜”的套路，“弃旧迎新”的主体思想和歌咏英雄新人的趋向，中国电影的整体模样大大改变，浪漫化的英雄美学时期确立无疑。80年代的社会思想改革，把中国电影推向还原人真实本身的现实主义之路，纪实美学（80年代前期）一生命美学（8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形态，为中国电影的巨大飞跃提供了可堪叹赏的许多出色作品。90年代的中国电影变化是为急速变化的改革时世所左右的，发行制作方式的变化，合作制片的时兴，大片引进的冲击，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极大改变和人们观念的迅疾转向，都对电影创作带来猛烈的冲击，关注平凡生命的价值，着重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表现，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表现对象，就是看似散乱却生动的生命—自由美学的电影状况。所以，历时态的影视美学描述和研究也是课题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最后，发掘中国影视创作的艺术形式规律，也是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必要内容。从电影创作看，不同审美阶段的艺术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第五代造型—影像时期注重色块造型，人与自然关系的镜像处理等，第四代纪实美学追求长镜头生活实录等。电视的一些艺术门类也有自己明显的艺术规律，如中国记录片的常用方式，不同长度电视剧的表现特点，电视诗歌散文的独特艺术表达等。

总之，中国影视美学从不同方面对影视民族化审美的研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是中国影视美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现实主义传统的流变是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问题上恰恰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美学特征的变化。30年代形成的现实主义电影传统，不仅仅是表现方法，而且首先是看待生活和对待艺术的观念，它反映出中国电影的基本形态，也标识着中国电影的历史沉浮。大体来说，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发展变迁阶段：

（一）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以描述人生疾苦为主，中国电影的悲剧美学形态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对现实的人生的关注第一次达到艺术的深度，《神女》、《狂流》、《春蚕》、《小玩意》、《桃李劫》、《压岁钱》、《姊妹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代表影片中，人生苦难的表现最见艺术功力，苦难表现的本质就是人对生存的思考，电影美感构成主要是从受压迫者苦不堪言的生存困境和人生悲哀中生发出来。

（二）40年代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揭示造就苦难现实的缘由，对统治势力给予毫不留情的讽刺批判。较之战前的现实主义电影，这一阶段的同类影片有了明确的鞭挞统治政权、反对现实黑暗的意味，深究造就灾难根源的意向日渐明确。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影片中，现实主义的深度和悲剧美的深刻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三）50—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乎“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我这一辈子》、《农奴》、《龙须沟》、《白毛女》、《枯木逢春》、《不夜城》等就是各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而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突出了主流意识的浪漫色彩，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四）70年代现实主义断流，中国电影隔绝于历史传统与世界潮流。

（五）8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是冷峻现实主义的时期。混杂着前述的现实主义多种形态的新现实主义蔚为大观。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现实主义电影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多种形式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的，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

（六）80年代中期，伴随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现实主义有了某种转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企求富有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因此，不妨用写意现实主义来概括第五代电影人的一般创作。

（七）90年代的现实主义潮流呈现为时断时续的状态，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称之为现实表现主义可能更为合适。

显然，作为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电影的艺术审美变迁。

20世纪中国美学变迁与影视艺术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张同道

20世纪中国美学生成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现实与文化状态，而与世纪同行的影视艺术则生成于中国美学语境。因此，研究中国影视艺术必须探讨20世纪中国美学特征。

20世纪对于中国艺术而言意味着毁灭与创生，古典美学尾随庞大的古老帝国趋于瓦解，西方美学进入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退守折衷策略很快为狂热西化所取代，20世纪中国美学正是在中西美学碰撞与融会中开辟了一条艰涩的道路。与中国古典美学相比，20世纪中国美学发生了三个系统迁移：

首先，价值系统由内圣外王、天人合一转向参与社会、改造自然的人生社会态度，最高审美理想也由和谐转向崇高，矛盾成为现代美学的核心法则，悲剧意识深入现代美学观念。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山水画、山水诗、古典音乐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20世纪中国社会形态急剧变异，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现代艺术从田园山水进入血与火的时代，矛盾在现代艺术中得到充分呈现。如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徐悲鸿的《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作品都突出了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整个20世纪，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到阶级矛盾再到多元矛盾，中国现代美学始终淹没在矛盾的漩涡，再难回复到和谐的审美理想。

其次，思维系统由象形思维转向逻辑思维，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特征。中国古典美学大都散落于鉴赏、品评之中，少有严谨探讨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并且美学理论多以象形思维的面貌出现。这种象形思维特征也同象形文字一样，强调对物象的直观感受与精神交融，而不以推理、解剖为手段。即便是《文心雕龙》，也基本上属于象形思维范畴，而《诗品》、《二十四诗品》则是诗化理论的代表——后者本身就是品位极高的诗，以感性形象阐释艺术风格。进入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转为逻辑思维，层层分析，步步推理，将康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移过来，朱光潜、蔡仪是这一风格的突出代表。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切割式地整齐完成的，感性的象形思维方式依旧渗透于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常常是西方构架与中国阐释的融合。宗白华《美学散步》、李泽厚《美的历程》和高尔太《美是自由的象征》都在逻辑论述中浸入象形思维，保留了浓郁的感性特征。

最后，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的建立过程几乎就是西方美学理论的移植过程，而中国古典美学则在沉重挤压与围困中以融入的方式改造西方美学，形成一种奇特的含混组合：中国现代美学以西方美学理论架构为主体，却又含纳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世纪之初，王国维引进尼采、叔本华的学说，提出悲剧、写实、理想等概念，其后宗白华、朱光潜等人译介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等西方美学理论。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主导理论，蔡仪、王朝闻主编的《文学概论》和《美学概论》以教科书的方式占据中国现代美学主流。80年代以后，各种西方现代美学思潮涌进中国，美学理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纵观中国现代美学史，其理论构架与术语基本上是西方的。

然而，中国古典美学并没有消亡，有些理论概念和范畴经过转化后重新焕发活力，汇入现代美学体系。如意境这一古典美学术语由宗白华先生提炼成为现代美学术语，气韵生动经现代诠释之后依然活跃于现代艺术理论之中，与美国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提出的生命幻象学说有着本质相似。当然，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这取决于在中国现代艺术实践支点上的西方美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现代化。

中国影视艺术是20世纪的产物。电影诞生于1905年，电视诞生于1958年，它们在本质特征上必然受20世纪中国美学影响。作为技术，影视艺术确实是完全从西方输入的；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它不可避免地受孕于20世纪中国美学语境。它的审美观念、美学形态与表达方式都不可能不沾染中国泥土的气息。因此，研究中国影视艺术美学必须从美学语境中辨析其特质、形态与表达策略。

中国影视美学发展历程明显留有中国现代美学演进的刻痕，从美学观念、美学形态与表达策略等方面都呈现了中国影视美学的独立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与社会的包容性，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学思潮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第一的，因为许多不同的美学思潮常常共时并存。因此，这里勾勒的仅仅是一个精略线索，并不全面。

其一，从美学观念来看，中国影视艺术所表达的不是和谐，而是矛盾。这种矛盾不是西方人与命运、人与自然的冲突，也不是古代道德伦理的冲突，而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汇聚与冲撞——这正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精神。自诞生起一直到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电影主流从未抽离出社会矛盾与文化矛盾，相反，它紧紧贴在矛盾的胸口，倾听着时代的脉搏。如《桃花泣血记》中的爱情矛盾，《十字街头》中的社会矛盾，《春蚕》中的阶级矛盾，《风云儿女》中的民族矛盾，《艳阳天》中的革命与******的矛盾，《天云山传奇》中保守与解放的思想矛盾，直到《有话好好说》中人与人沟通的矛盾等。电视剧从一开始就在演绎各种矛盾，且不说《敌营十八年》这样直接描写革命斗争的电视剧，即使盛行日久的历史剧也大多包含现代矛盾观念，如《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等。这些不胜枚举的作品都在阐释20世纪中国美学的特征。这说明中国电影自觉地浸入现代美学观念，表现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复杂风貌。这些作品不可能出现在田园牧歌的古代（排除技术的原因也是如此），也不会出现在沉溺于现代主义的西方，因为它聚焦的是中国社会现实，现实主义雄赳赳气昂昂地长期占领中国现代艺术主潮，这也使得某些具有明确现代主义意识的中国艺术也无法摆脱泥土的纠结与缠绕。当然，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含混性相应，中国影视美学也非一种声音，而是众声合奏。

其二，从美学形态看，中国影视艺术追随现代美学形态变化而变化，走完并不漫长的世纪之路。封孝伦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一书中将20世纪中国美学分为四个时期，即世纪初审美理想转型期（1900—1919年）、悲剧美学期（1919—1949年）、英雄美学期（1949—1979年）与自由美学期（1979年—世纪末）。这种分期大约也是中国影视美学发展的轨迹。1949年以前，除了武打片、鬼怪片、言情片之外，中国电影主流大多在美学特征上呈现出悲剧色彩，揭示社会矛盾，描写人生现实，传播反抗、向上的情绪与思想。如默片《神女》中阮嫂的悲剧故事，《渔光曲》中徐家儿女的不幸生活都暗示了社会的不公，在美学上具有明显的悲剧意味。此后，伴随新政权建立，英雄主义成为美学理想，一系列电影艺术形象逐步从有缺点的英雄变成完美的英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则徐》中的林则徐、《红旗谱》中的高老忠、《早春二月》中的肖涧秋等英雄形象，也还稍稍具有人性的一面，到了《金光大道》、《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高大泉、郭建光、杨子荣则已是完美英雄，没有任何缺点，包括人性的欲望都不再存在。从70年代末开始，伤痕、反思、寻根、躲避崇高等美学思潮都在电影和电视上得到回响，《牧马人》、《黄土地》、《老井》、《红高粱》、《黑炮事件》、《大撒把》、《编辑部的故事》、《围城》等影视作品不再统摄于一种美学基调，而是姿态横生，自由发展，多元共存。从上述简略分析可知，中国影视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可谓交互相融。

第三，从表达策略看，中国影视艺术既吸纳西方电影观念与美学思潮，也化用中国古典艺术表达策略，从而形成了中国影视艺术独特的美学风格。它并不体现在一招一式的模仿——这些太露痕迹的地方恰恰是艺术表达的败笔，而是浸润于作品中的情调、气韵、精神与风格。如《城南旧事》里中国古典抒情诗传统的延伸，《红高粱》里中国古典写意传统的呈现，《背靠背、脸对脸》里中国文化的智慧，这些都不坐实于一点一滴，而在整体风格上体现着中国艺术的美学韵味。但这并非中国古典美学复归，而是古典美学的转化与延展。

20世纪已接近尾声，中国影视艺术也处于一个特殊时段。从这重意义上说，对于发展了一个世纪的艺术样式进行研究和总结也许是必要和有益的。

民族生命哲学与中国影视母题选择的内在关联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于丹

在20世纪异彩纷呈的艺术景观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趋势：当各个艺术门类的“语言”日趋国际化的同时，这些语言的“语法”却越来越呈现出民族化特征。换言之，当20世纪人类共有的痛楚和欢欣跨越了国家疆界，成为各个艺术门类共同关注对象的同时，这些艺术门类的形式特征上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对于民族化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探索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中国影视美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范畴，尽管它的内涵和外延都还有待于界定和论证，而且这种论证将是一个繁复而艰辛的过程。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影视美学的关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切入角度。起码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已经生成了自觉的审美主体，建立了约定俗成的审美方式，并积淀了丰厚的审美趣味；这一切可以作为论证中国各个艺术门类美学的基础依据，影视美学也不例外。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仅探讨由中国审美主体特性——生命哲学所决定的影视母题选择特征。

任何一个艺术门类所选择的母题，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母题，而这些具象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依附在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之中，他们血管里流动的是由历史长河中承袭下来的基因，每一个民族的生命哲学都会决定这个民族的生命面貌。也许“生死”与“爱情”是无论疆界无论古今都在发生着的，但它发生的方式却呈现出了令人惊异的差别。黑泽明在银幕上铺开的《乱》显然不是莎士比亚在舞台上铺开的《李尔王》，尽管一文字秀虎与三个儿子的故事原型几乎是李尔王与三个女儿故事的翻版，但是太郎次郎的叛逆与三郎的孝顺中都浸透了东方伦理的评价，伦理冲突代替了莎翁原作中人与神秘命运关联的探讨。同样，贝尔托卢奇塑造出的“溥仪”也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个中国末代皇帝的名字和身世而已，从那身世中流露出的意味显然布满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审美观念。在这两个例子中，电影的题材并不等于电影的母题，题材是可以通用的，而母题则经过了一种特定的民族审美的处理。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民族在叙事母题的选择上都有其固执的偏爱，这是由它的审美主体决定的。

世界上最早发现文明的地方，都保留了关于造人的神话，一个民族血脉的滥觞或可从中略见端倪。《三五历纪》上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从这个朴素而优雅的神话当中，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首先天地人三才的观念是亘古已然的，人与天地共生共长，以“神于天，圣于地”为最高境界，其中的默契关爱不亚于血肉融通，因而后世智者动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天地自然之于个人永远是宽敞的怀抱，永远是悲悯含情的托身之所。当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困顿时便可以到自然怀抱中寻求慰藉解脱，因为在“万八千岁”****同孕育成长起来的那种天地深情是始终不渝的。那个漫长的历程滋养了一种从容、淡定、细腻、优雅的审美趣味，它在后世的文章家中手中演化为：“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引司马相如语）；在诗词家手中演化为：“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水调歌头·过洞庭》）；在画家手中演化为：“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云而秀媚”（郭熙《林泉高致》）。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龙卷风》、《天崩地裂》之类的灾难片为什么不会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这并不能单纯归结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制作方面的原因，而应该看到作为审美主体的中国人在电影母题选择方面的主观色彩，这类由于自然灾难狂暴肆虐而对于人类生存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故事，从情感上来讲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习惯于将自我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他们宁可疏离人群，而独自“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去领略那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感动与安闲。同样，深刻反省工业文明的艺术影片《红色沙漠》也不会出现在中国本土电影中，安东尼奥尼所制造出的那片“鲜血淋漓的沙漠，上面布满了人类的尸骨”绝不是中国人所创造出的心理环境。

中国生命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生生不息的往复循环和一切如新。大到天地自然，可以五百年沧海、五百年桑田地轮转容颜：小到个人生死，也可以有“三生石上旧精魂”的来生期待。所谓“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易经·泰卦》），早已经奠定了这种达观、乐生的生命基调。因此，在中国的文学和影视母题中，鲜见悲怆淋漓的惨烈终结，反而总是能够以睿智化解了冲突，使结局呈现为段落式的消歇，成为新一轮再生的起点。《老子》中对“道”的描述或可作为对于生生不息的注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穷尽的，也没有什么不能在循环往复中获得新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绝句》）是一种潇洒，“流水澹然去，孤舟随意还”（郑板桥《绝句》）是一种通脱；乾坤阔大，玄道空渺，无垠的世界都处于心灵的照耀之中。生命往复，开合自如，少了许多惨痛，多了一些从容。因而，《呼喊与细语》只能是伯格曼式的思考，那种鬼气萧森的大庄园，一个大家族最后的三姐妹面对迫近的死亡，濒死的女人对于一生苦痛的回忆，在无爱的绝望中号叫，亲生骨肉间的冷漠与残忍，僵尸的挣扎，幽灵的细语……这样的情节和这些情节所着意勾勒的终极时刻都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而富于象征意味的《推手》则属于那种一望可知的华裔导演的作品，而且是真正高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导演才可能创作出的作品，两种文化的隔膜与冲突在中国的太极招式中被不动声色地化解，智慧的力量含蓄而深沉，以守为攻，呈现出不可思议的魅力。恰如《老子》所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这种审美倾向不仅存在于母题的选择之中，它同样左右着形式层面的表现，在电影中构成了完整清晰的镜语表达方式。从谢铁骊的《早春二月》，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直至谢飞的《香魂女》、《黑骏马》，均呈现出散文式的电影结构，过程与细节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不急不迫，舒缓雍容，许多处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表现出极大的弹性。

美学范文第5篇

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真、善、美一致的原则，笔者认为此是古典美学的精髓，在旅游美学中亟应继承和发扬。真即符合客观规律，真实是美的基础，不真则不美！善是最高目的，功利性，它是美的前提，不善也不美。美则是在真、善的基础上最佳的感性显现。追求真、善、美统一应该说是旅游美学重要特征之一。

在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景观方面，人们不满足大自然的恩赐，依靠物质力量和聪明才智，挖空心思，大力移植人造景观，收得较好的经济实效本无可厚非。但各地微缩景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什么世界名胜城，民俗文化村以及沦为宣传封建迷信鬼文化之类所谓景观，随处可见。除了暂时的经济效益以外，更无审美教育可言。随着人们审美层次的提高，不久必将被唾弃！此风不宜提倡！尽善也，未必尽美也！这些杜造的伪景观，不真实，美也就无从谈起。什么美的享受和审美教育岂非全落空了吗？

美好的景物只能在真与善的基础上，以其赏心悦目的形象，诉诸人们的感官，唤起令人愉悦的审美感情。当徐霞客登上莲花峰，目睹黄山万峰起伏、云雾奔腾的迷人景色时，他不禁“狂叫欲舞”起来……这就是黄山给霞客带来的强烈美感。旅游美感使人身临其境，具有全方位投入、立体感的特征，只有旅游能给人从游、观、听、嗅、触等多方面获得美的信息量。不难设想人们置身于舞台布景一样的人造景观中会产生什么激动人心的美感啊！

“美丽的城郭，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蔷薇色的春天和金黄色的秋天，难道不是我们的教师吗”？（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到大自然中去，面对祖国的美好河山，可以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今日在长江三峡的崖壁上，尚可看到当年抗日将领的题刻“驱逐倭寇”。祖国锦绣山川，岂容敌蹄蹂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回想半个世纪前，中华大地，烽火连天，狼烟四起，我炎黄子孙为抗击日军入侵，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史绩！淞沪决战，宝山喋血，罗店鏖战，四行仓库八百孤军……今天已经很难寻找当年的遗迹了！笔者日前去浙江南北湖旅游，此处位于杭州湾澉浦附近，正是当年日军登陆点，健忘的人们不肯在此立一块小小的石碑，宁可不惜工本修建子虚乌有的谭仙城！想起苏联卫国战争后，所有战场遗址都建有高大的纪念碑，无名英雄墓地燃烧的火炬终年不息，鲜花花环常年布满四周，人们永远追思英雄的不朽业绩。可是在我们脚下这块以抗战闻名的土地上，竟然找不到一块纪念碑，一座雕像或者一段说明文字！可惜如此真、善、美的旅游资源被历史尘土湮灭了！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都应以真、善、美一致的原则，审慎对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里有一个＠①别问题，各地旅游部门的决策者也有一个提高自身美学素养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蕴藏着无限深厚的美的景观，正待我们眼睛朝下，深入发掘，综合利用。罗丹有一段名言：“美是到处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是在叫喊旅游资源贫乏吗？其实，各地区都有许多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潜在资源，浙江镇海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耗资千万，已经开发和恢复了许多近代反侵略战争的海防遗迹，让历史告诉未来！不久将建成东南沿海颇有特色的新的旅游胜地。

在风景区发展旅游业，千万不可忘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原则，具体地说按照风景美学规律办事，它的核心是保护自然美。要审慎处理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关系。一般说，风景区应以风景的自然美为主，人工美可以充实、丰富和强化自然美，力求做到两者和谐的结合。古代画论对此曾经作过非常精采的阐述：“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液，云烟为神采，岚霭为气象，寺观，村落，桥梁为装饰也。”不要为发展旅游，而去炸山填谷，毁林断流，破坏自然景观！众所周知，自然风景的形成，有其漫长的时间过程，一旦破坏，难以补偿。黄山如果没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也就不成其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世界级旅游风景胜地了！

对于各地的旅游饭店建筑来说，要以建筑美学、环境美学和风景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饭店建筑内外环境设计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特别要妥善处理好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要以人（旅游宾客）为中心，协调自然——人——建筑三者关系，要从旅游者审美心理、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出发，尊重人，尊重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统一的艺术构思。这里仍然要强调真、善、美相统一的基本美学原则。真，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善，也就是实用性，功利性，引申为经济效益。在实用与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争取将旅游饭店建造得优美舒适，千姿百态，充满迷人的魅力，以吸引中外宾客，远悦近来，宾至如归。当然，从建筑造型、庭园绿化到室内设计，均需精心设计。既要有中国特色和地方色彩，又要有时代精神。饭店建筑和美学问题，也是旅游美学重要的研究范畴。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说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莫过于让旅游者去观赏艺术品。“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盎然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丽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固、积淀下来，留传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情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李泽厚《美的历程》）辉煌的文化艺术是永葆美的魅力的人文景观，中国在此具有巨大的优势。各地旅游部门应充分利用和保护这一大批极其宝贵的旅游资源，让文物古迹直接与游客对话。保持它原有的本色，切忌画蛇添足，整旧如新，以致弄巧成拙！为了更好地向观念介绍各种艺术特色和风格特征，旅游美学工作者有必要对中国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青铜器和陶器等艺术品作深入的研究，充分揭示它的美学特征和时代风格。如被世人赞叹不已，被誉为“世界第八个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什么如此震撼人心？引人嘱目，它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究竟何在？最主要的是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时代精神。秦俑的艺术特色是高度的写实性和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性，达到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这是中国早期雕塑艺术普遍特征，到了西汉，霍去病墓前石雕，风格上转向写意，手法更加洗练。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古典雕塑艺术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是纪念性、象征性和装饰性。它不是单纯为了观赏需要而创作，而是为了纪念某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纪念某种功绩和勋业的产物。“托物言志”、“寓意于物，”往往通过某种动物去表现人，象征一定的意念。不以如实模仿自然形态为满足，采取装饰手法，美化作品形象，寄托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

旅游美学与艺术美学关系密切，绘画美学、书法美学、音乐美学和建筑美学等等学科都和旅游美学有多边缘、多渗透的关系。一个称职的旅游工作者，不可不对此有较深的理解。为此，旅游院校必须加强艺术欣赏教学，所有短视的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

关于提高旅游工作人员自我审美修养和形象设计，也是旅游美学不可忽视和研究的课题。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因为它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属于社会美的范畴。我们必须加以切实的重视。

心灵美是一切美的核心。也就是善。西方美学家对美即善的说法颇多。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宣称：“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智慧和善良”。亚里斯多德曾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是因为它是善”。孔子也曾提倡美与善并举。他说：“尽美矣，也尽善也”。就善而言，它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行为的道德规范。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如果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那善就美，否则就恶就丑。具体的说要爱国、正直、诚实、真诚而热情，不做有辱国格、人格之事，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美德。也是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

“诚于中而形于外”、“外秀而内美”。旅游工作者是美的使者，故有必要重视自身形象设计。言谈、举止、仪表、仪容、礼节、礼仪和风度等等都要达到美的要求。

素有“礼仪之邦”和“衣冠王国”之称的中华民族，历史强调“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做到“量体裁衣”、“修短合度”，创造了高度的服饰文明。关于仪表美。这里涉及人的形体美、服饰美与发型美的有机结合。应是比例匀称、发育正常的健康美，而不是追求纹身束胸的病态美。“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人的服饰美要求服饰得体，和谐，入时。做到端庄、整洁、大方。不必追求奇装异服，有失仪容。发型要根据职业特点设计，基调是活泼开朗，朝气蓬勃，干净利落。不必追求奇特怪异，披头散发。给人累赘拖沓之感。

语言美的基本要求是，准确精炼，言调悦耳，热情亲切，文明礼貌，若能稍带一点幽默风趣更佳。

谈到风度美，那是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它既反映人的外表，又包含人的内在品质；既表现人的外貌、举止、仪表、仪态，也表现人的思想、精神、学识、修养、性格和气质。所谓风度美也就是人的人格力量之美。是人的外表与内在高度统一的综合表现。我们说某人风度好，决不是仅仅是指他的外表，而是内外结合起来作出评价。大略的说，应该是坚定庄重，高雅大方，潇洒脱俗，不卑不亢。在旅游接待工作中，特别要克服崇洋媚外的心态，给人以质朴美好的印象。

古人云：“人咸知饰其容而不知修其性”，就是说人们往往只注意外表的修饰，而忽视内心修养的自我完善。这确是人们的通病。离开了人的内在美，不论他外表如何漂亮，只能是徒有其表，根本谈不上美。对于旅游接待人员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美的服务和优质文明服务了。

记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的美并不在于外貌、衣服和发式，而在于他的本身，在于他的心，要是人没有内心的美，我常厌恶他漂亮的外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指出：“唯有心灵能使人高贵，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心灵的人，都象一块淤泥！”“人不是美丽了才可爱，而是可爱了才美丽！”诚哉！斯言。